今年的G8峰会和往年不一样，增加了“金砖四国”其他三个成员国：中国、印度和巴西，还有从地域发展的角度上看不能忽视的南非。于是，从5个(加上俄罗斯)来自规模较大、增长动力强劲的新兴市场国家对原来的G7的7个成员国的“力量相当”的结构上看，今年在会议的讨论“内容”、会议的“导向”和会议的“影响力”上都会产生一些“新”的看点。
首先，八国峰会也许从现在开始不仅要关注发达国家经济稳定和政策协调这些“传统”的问题，同时，也要在保证自己在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话语权”的基础上，争取5大新兴市场国家在解决世界经济发展失衡问题上的积极作用，从而能够缓解发达国家国内民众对本国政府资源(纳税人的财富)投入国际事务“过多”的抱怨。为此，发达国家也做好了倾听新兴市场国家夙求的心理准备，最大程度地摸索出“双赢”的解决方案。否则，两败俱伤，事倍功半。
事实上，今天世界经济失衡发展问题不仅反映在宏观经济的消费和投资结构上，而且，也反映在产业结构的定位和由此产生的国家竞争力的强弱问题。所以，今天发达国家要想解决金融泡沫破裂对本国实体经济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问题，就会千方百计地希望具有潜在增长能力和动力的新兴市场国家通过政府的强大力量去开创市场的发展活力，同时在坚持自由贸易的理念前提下要求新兴市场国家进一步开放本国市场，从而一定程度上可以分担发达国家经济调整的负担。另外，发达国家会主动修正一些产业标准(低能耗、低二氧化碳排放等)，用自己擅长的技术创新能力来率先开拓一些新的产业，以此弥补自己在传统制造业上劣势地位。所以，这次峰会也可能会涉及到今年年底在哥本哈根所要解决的环境污染问题。
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的声音，也会通过这次参会的5个国家政府首脑的发言来加以体现。主要涉及的问题可能是对自己外汇财富构成威胁的西方国家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要进行透明化的监管，遏制由虚拟经济发展过度所形成的扭曲的“定价权”对新兴市场国家实体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危害，比如，金融投机资本利用发达的市场环境炒作原油和铁矿石价格等，由此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无法回避的输入型通胀问题等。另外，以中国为代表的5个新兴市场国家首脑会对自己关心的粮食安全问题，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可能产生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也会呼吁发达国家首脑拿出具体措施来加以解决。
第二，这次G8峰会拓展到8＋5模式是欧美国家寻求“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新格局中保持自己话语权的一个新尝试。G20峰会尽管能够听到更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但是，权利和义务可能很难在这样的平台上加以调和。也许，欧美国家希望利用G20获得更多的信息，而通过G8为主体这个平台，能够在发达国家为主导的这个世界领袖作用的平台上，和新兴市场国家进行“实质性”、效果也许更快的“经济合作”。
众所周知，这场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让更多的新兴市场国家意识到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日益明显的“利益冲突”和“实力不平衡”的现状，对发达国家的信赖在向下调整，而且，也反映在这次出席会议的5个国家在自己所在的区域和相互之间都在寻求“脱发达国家”的各种全新的经济和政治合作模式，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刚刚结束的金砖四国峰会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这当然对现在为止世界经济潮流由欧美主导的格局是一个巨大挑战。因此，这次8国峰会的扩大模式就是希望能够把国际事务的推进和解决模式重新纳入到欧美国家的体系中的一个具体表现。
第三，欧美国家主动包容新兴市场国家加盟的这种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格局必然会对后危机时代各国的发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可能会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加速，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利益协调方便的需要会更看重本地区的合作，而不是以往美国所倡导的全球化模式。另一方面，可能产生大国经济合作群模式，也就是像本届会议这样，但这种模式的竞争程度要远远大于区域经济模式中国家间的竞争性。合作得好，会推动世界经济迅速摆脱金融危机的严重困扰，合作得不好，会加大贸易和金融保护主义的程度，不利于世界经济和谐稳定的发展。
但目前为止，这两种新合作模式和探讨新话语权平台的尝试都在平行进行，中国政府非常务实地意识到世界经济合作模式还没有完全定位的前提下，对中国在提高国际威信和争取话语权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利益保护问题上，“积极参与”要比“袖手旁观”更具有价值和意义。(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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