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我国的储蓄率上升，主要是企业储蓄增加，说明企业未分配收入占GDP比重大大提高而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则大幅度下降。当前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刺激消费的问题，而是解决造成这种收入结构不合理的机制，否则，扩大内需就将是一句空话。

    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还在恶化过程中，大家也在想很多短期的、眼前的事情。但是危机既然已经爆发了，现在重要的是想想危机过去以后用什么样的体制和政策来防范危机的事情。本文讲三个方面的长远问题。

    全球化、市场化的基本趋势不会改变

    当今世界上发生的事情首先就是市场经济又出了大的危机，而且是全球性的危机，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统治地位的“中心国家”出了问题，世界金融货币体系的问题暴露了，面临着改革的呼声。但是，从长远看，虽然变化一定会有，但也有着一些不变的、或近期内还不会发生大的变化的趋势。概括说来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市场化的大趋势没有改变，也不会因为这次危机改变。说到底，是现在我们还想不出来一个能够替代市场机制的新的、更好的机制。人类已经做了多种尝试，但市场经济迄今为止作为一个有效配置资源的基础性的机制，仍然比我们能设想出来的其他机制要好一些。危机的发生，其实是人的本性使然，第一是因为人的贪婪。贪婪是贬义词，相应的褒义词是“最大化”，收入越大越好。这也是人类进步的动力；第二是因为人们的知识和信息是有限的，预期是会犯错误的。也许危机当中会有新的理论出现，创造出新的制度，但是如果没有，市场化仍然是趋势。市场制度本身当然也需要不断改革与调整，市场需要监管，市场需要宏观调控。有些也不是什么新的东西，理论以前早就提出来了，只是在前面的金融泡沫中被人们忘记了。现在大家说想起马克思、想起凯恩斯了。历史上一次一次的危机对人们的教训其实有许多已经在市场经济的理论中建立起来了。现在不过是回过头来重温这些教训的时候了。
    第二，全球化的趋势不会变。也许全球化在这个阶段会出现曲折，会有更多的保护主义，特别是发达国家，现在对全球化的兴趣大减，因为看到了可能带给它们的挑战，而不仅仅是利益。但是，发达国家的基本利益还是要搞全球化，说到底是因为无论如何在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总是占优势的，只是由于不像20世纪80年代、90年代那样全球化对他们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只有收益没有风险，结果是它们变得盲目疯狂。现在他们的疯狂搞出了金融危机，国内矛盾加大，会使它们暂时对全球化的热情有所减少，保护主义有所抬头。这些当然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但是全球化的趋势不会改。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发展阶段已经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我们需要推动全球化的发展，不要让它倒退。这是还要在国际上争取的事情。
    第三，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主导的基本格局还不会变。这么大的一个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一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世界经济的结构。我们做得好，最先走出低谷，世界的结构就变化得更大一点。但是，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在我们的3000美元人均GDP与他们的4-5万美元人均GDP之间的差距不是短期内能够缩短的。我们今天“救”不了世界，危机过去，也还不占主导地位。也不要低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愈合伤口、从危机中恢复过来的能力，不要低估长期以来他们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优势。我们确实需要从现在开始更多地学习积极主动地(而不是消极被动地)参与国际事务，但解决我们国内的这些发展中的矛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我们头等大事。
    第四，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货币体系，短期内也不会发生大的改变。多元化当然正在形成，其他货币比如欧元对美元的竞争在出现，但是美元的霸主地位短期内也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欧洲人由于也要多发债来解救危机，欧元的地位相对反倒被削弱了。而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我们的资本市场还没有开放，人民币成为有竞争性的世界货币之一的前景不是不存在，但那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实现中国效率的改进根本要靠机制转变

    在这样几个大的判断下，我想讲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的问题，因为还是首先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而这从根本上讲，问题就是要转变增长的机制。谈这个问题，我想用“转变增长机制”的提法比“转变增长方式”更好一点，可以更少一点争议。近几年来，我们经济学家的争论，和现在社会上发生的问题，有的与“增长方式”这个词引起的误解有关。我们要改革经济体制或经济机制，要发展市场机制，要改变产权制度等等，而不是什么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这是因为“改变增长方式”这个词很容易被解释为改变产业结构，被说成是“结构转型、升级”，而且是“政府所主导、所决定的产业转型”。现在各地说转变增长方式，很多地方并不是转变经济机制，而是搞什么产业转型，由政府决定搞什么产业不搞什么产业。政府怎么知道搞什么是对的呢？这应该是由市场决定的。一个国家当前最好的、最优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是由要素的结构决定的，而决定的机制，就是在合理的价格体系下由市场竞争决定。如果不是市场机制，而是由政府来决定，或是价格体制受到人为的控制，价格体系是扭曲的，产业结构就一定是扭曲的。“转变生产方式”这个词，“方式”是包含增长机制，但是“方式”这个词更多的跟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相联系，结果就往往变成了讨论搞什么技术，有没有资源，是搞大企业还是搞小企业等，而不是研究如何使机制正确、使效率提高。现在的提法，太多的东西变成由政府操控，而根本要改的却长期没有改。转变增长机制，直接突出重点，直接讲体制改革，有了好的机制，本身会产生一个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才真正会有效率。政府要做的，一是公共资本(包括基础设施)的积累；二是发展教育和医疗社保，增加社会的人力资本；三是发展科学技术研究体系。想一想，如果我们70%的农民都能够得到大学教育，那我们的经济结构一定不是现在这个结构，我们的创新能力一定跟现在不可同日而语。而在70%的劳动力还只是小学教育水平的情况下，我们最优的产业结构一定是包括大量的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改变收入结构，才能解决消费不足

    面对全球经济调整，我们要加紧从体制上解决消费基金过少的问题。现在，我们面对全球经济危机，保护主义抬头，美国由于金融危机、金融结构的调整，储蓄率可能会上升，消费需求可能有所下降。过了危机期，长期来看，它的储蓄率能提高两个百分点就不错了。但毕竟2个百分点的变化，也意味着我国消费品出口的很大变化，对我们的市场也是个大的冲击。而面对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解决我们的最重要的结构失调，即我们的消费率太低，储蓄率太高的问题，GDP当中51%是储蓄，35%是居民消费，这是不可持续的、极度扭曲的结构。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就是要从体制到政策，真正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这方面我们正在做一个研究，进一步把资金流量的数据和其他一些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我们储蓄率高，消费率低，不是因为居民大幅度提高了储蓄，居民储蓄率过去10年、15年，一直是27%到30%左右，消费率70%左右，是相当稳定的。我国国民储蓄的大幅度增长，主要是企业部门储蓄的增长，而这后面的问题显然是收入结构的问题，储蓄那么高是因为企业未分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大提高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这是根本的问题。我当然不否定如果我们的社保等等一些方面有所改变的话，居民储蓄率还可以进一步降低，但是根本要改变大的收入结构失调，这是制度问题，不是号召或刺激消费的问题，最主要的是财税体制问题，是如何使企业的可支配收入，或者未分配收入，转移到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去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天天说扩大内需，就是一句空话。搞什么产品下乡，调动农民的需求。农民的消费需求有多少？农民的消费率已经是最高的了，钱都花了还不够呢，因为他们收入太低。
    当然，有些问题不是制度的因素，而是与发展阶段有关。劳动的收入被压得比较低，绝大部分收入的增长都成了企业的资本回报，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绝大多数转变成企业的收入增长，工资的增长速度大大低于企业收入的增长速度，这也是这些年企业收入大大提高的原因。怎么能够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考虑进去，也是下一阶段我们应对全球化可能出现的一些调整时所需要考虑的问题。全球化大趋势不会改变，但是它会出现一些调整。这些调整对我们来讲，也是新的挑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樊纲简介

    樊纲，1953年9月生于北京；祖籍为上海市崇明县。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78年考入河北大学经济系；1982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主攻西方经济学；1985年至1987年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及哈佛大学访问研究；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1年、2005年两次获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论文奖。2004年被法国奥弗涅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兼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主要著作《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主笔)、《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中国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等学术专著和《走进风险的世界》、《发展的道理》等论文集，在《经济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灰市场理论》、《论改革过程》、《改革的动态理论》等学术论文近百篇，近年来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暨“过渡经济学”。

    除受政府委托进行研究并就各种经济政策问题向政府各部门、各地方政府提供咨询、建议，并在国内担任多种社会职务外，近年来被世界银行、UNDP，ESCAP，OECD等国际组织聘为经济顾问，应邀到许多国家讲学访问、参加学术会议与合作研究，在国际经济学刊物上发表英文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