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来，多半个中国都在不程度地受到“超高温”的笼罩，一个个“坏消息”接踵而至：北京创下了48年来6月下旬的最高历史记录；河南持续高温已导致4名老人猝死；石庄市市民不堪“热浪”袭击，开始昼伏夜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何立富表示，未来几天，特别是京津地区、河北、河南的局部地区，气温有可能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
在高温肆虐的盛夏，不知道农民工、流浪乞讨者等弱势群体，能否享受到当地政府的关怀？颇令人欣慰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关注热浪中的弱势群体。譬如，广东省劳保厅表示，高温津贴属于劳动者工资组成部分，企业每年都应按时足额发放。如果用人单位拒绝发放，属于克扣拖欠工资，劳动者可及时向劳动保障部门举报投诉。
然而，从以往制度政策实践来看，类似公共政策近乎每年都在重申，但仍有不少单位我行我素，拒不执行。由此，笔者联想到，14年前的7月，热浪灼烧整个芝加哥城，短短4天内就有700多人死亡。纽约大学社会学家肯林堡严厉地批评芝加哥与其他城市的官员，“必须将热浪作为芝加哥的社会灾难问题看待。”而如今的芝加哥，只要温度攀到90华氏度（约合32.2摄氏度）以上，芝加哥义工将不时造访老人与体弱多病者；如果温度达到105华氏度（约合40.6摄氏度）以上，全市启动紧急计划，所有市政建筑都进入24小时制冷状态，免费开放供市民乘凉。
高温不亚于一场灾难，这道理大家都明白。可我们许多的城市管理者并不明白肯林堡理论的精髓——热浪是一种特别的灾难，因为主要针对弱势群体。
眼下的情况是，对于许多城市居民而言，夏有空调，冬有暖气，这已使很多人对四季的变化渐趋淡忘；而作为弱势群体，他们却无法摆脱一个四季的交替，对他们来说，一年一度的炎热夏季，或许是对个体生命的严峻考验！
因此，城市管理者不妨借鉴肯林堡的理念，尽快构建国内城市的高温公共管理应急机制。具体讲，首先，政府不但要设立相应的统一协调机构来专门处理此类事件，而且要组织有关专家包括弱势群体人员，来共同参与修改暂行已经长达49载的《防暑降温暂行条例》，制定出符合现实情况的相关行政法规，提交人大审议尽早实施；其次，要架构高温预警体系。要明确界定何谓高温，包括户外温度和室内温度，并设置相应等级，细化到哪一级高温时就需要停课、停止户外作业，提供何种劳动保护等；最后，明确权责关系，引入问责机制。加大对用工企业以及监管者的责任追究，以增强制度的刚性。唯此，才能让社会弱势群体，在热浪中充分享受到“制度性凉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