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这次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我们看到全球经济的力量均衡态势正在发生转变，胜者将是那些拥有强大金融影响力、自然资源、有适应和变革能力的国家，而中国是这场变革的核心部分。中国以及整个亚洲，都需要转变成为以国内需求为导向的更加平衡的经济体。这不仅需要花费多年时间，还需要培育更深、更广的资本市场。
　　世界经济力量的均衡态势正在发生转变，重心逐渐由西方转至东方。在未来数年甚至数十年里，这种趋势将一直持续。我认为胜者将是：拥有强大金融影响力的经济体，比如中国；拥有能源、大宗商品、水或其他自然资源的经济体，如中东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位于温带（如北欧）地区的一些国家；第三类胜者将是拥有适应和变革能力的国家。尽管我对于未来几年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增长前景持谨慎态度，但是这两个国家都拥有适应和变革的能力。
　　中国恰恰处于这一转变的中心。
　　近年来，我经常反复强调：金融市场一直低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经济体的变革步伐和幅度，也一直低估了中国、印度、印尼等国迎头赶上发达国家的潜力。过去一年中，金融市场低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新兴经济体的潜在波动性。商业周期在中国同样存在。中国经济在去年下半年明显减速应被视为中国经济长期扩张过程的一部分，是符合发展规律的。总体趋势是上升，但也存在波动性。
　　自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政府采取的应对政策令人印象深刻。去年夏天，当美国公布减税计划时，有人认为该政策需要实现及时性、有针对性、临时性三个目标，而换种说法或许能更好地描述该政策的目标，即刺激、同步、成功。如果消费者和企业不愿花钱，宽松的财政政策就至关重要。在理想的情况下，政府应当在经济情况较好时期累积盈余，并在有必要的时候对此加以利用。
　　当美国和英国等经济体面临巨大财政赤字时，中国却能够凭借良好的财政状况推行宽松的政策，这给民众带来了信心。尽管信心是最难预测的，但它确实是复苏的关键要素。最近几个月以来，种种迹象表明金融市场的信心开始恢复。它反映出市场已经走出最低谷，也表明西方国家的利率仍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会保持低位（尽管这点让不少人担忧）。然而我们也要警惕另一种危险：市场从极端悲观走向极端乐观。区别看待西方和东方国家是非常必要的，但即使是新兴市场恢复较早，也不能自鸣得意，因为任何经济复苏都存在很多假象。
　　尽管美英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可能在今年秋天触底，但失业率在明年全年可能会持续升高。到明年，尽管各国政府政策会刺激经济的发展，复苏的过程仍将非常漫长，企业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才能改善财务状况。亚洲经济也可能在今年秋天触底，但是和中国一样，亚洲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将是促进内需。亚洲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出口额超过其出口总额的60％，这推动了亚洲地区大多数投资项目的发展。亚洲各国政府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前的增长缺口，但是在未来几年中，亚洲亟待实现更强劲的个人消费需求。亚洲的中产阶级正在日益兴起，如果亚洲在未来十年中能够产生7.5亿个工作机会以满足这一阶级的需要，中产阶级会更加强大。
　　中国对亚洲地区其他国家的影响可能会越来越大。在本十年阶段的早期，中国被亚洲其他经济体视为竞争威胁，但过去几年来，这些亚洲国家又视中国为经济增长的机遇和一个广大的市场。有鉴于此，我过去将中国描述为罗宾汉式的经济体。中国的不少做法与罗宾汉的劫富济贫很相似：通过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活动获得贸易盈余，然后不断增加与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往来。目前，中国与非洲、中东、亚洲其他国家间的贸易量都在上升。
　　问题是中国会弥补美国留下的缺口吗？答案是否定的。中国只能部分地消除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中国消费者会弥补美国消费者留下的缺口吗？答案也是只能部分弥补。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总量同样至关重要。目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规模足以说明这一问题：美国经济总量为14.3万亿美元；日本为4.9万亿美元；中国为4.4万亿美元；德国为3.7万亿美元；英国为2.7万亿美元；俄罗斯为1.7万亿美元；巴西为1.6万亿美元；东盟国家为1.3万亿美元；印度为1.2万亿。美国个人消费总额（约10万亿美元）差不多是中国个人消费总额（约1.6万亿美元）的六至七倍。去年，美国消费总额萎缩了大约1700亿美元，而中国的消费总额却增加了1000亿美元。所以，并非说中国消费总额的增长无关紧要，而恰恰是增长的幅度还不够。
　　总的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将通过贸易对亚洲其他国家产生直接影响，通过信心增长对他们产生间接影响。
　　世界经济需要更加平衡的模式，但是平衡将花费数年时间。全球经济还需要需求的驱动。从根本上讲，全球经济目前需要需求的拉动，最终需要实现平衡。为实现全球经济平衡，西方国家，或至少是美国、英国、西班牙等国，应当少消费，多储蓄。与之相反，中东和亚洲等地区应当少储蓄，多消费。这看似简单，实则不然，这需要根本转变中国和亚洲的增长模式。《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定》没有规定高储蓄国家应当承担责任，实施变革的责任落到了赤字国家身上。这必须要改变。尽管中国和其他高储蓄国家可能不是当前问题的主要源头，但他们可以为解决问题贡献一份力量。
　　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将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已经帮助实现了区域整合，构建了《清迈倡议》，还和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或加入）了双边互换协定。韩国和日本与东盟国家签订的多边互换协定，金额从800亿美元上升至1200亿美元。
　　中国对于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有目共睹。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采购与全球的通货膨胀前景有着直接联系。前些年我常说，全球CPI指数可以改名为中国物价指数，或者中国出口通货紧缩指数。在未来数年，考虑到可能比较迟缓的经济复苏、不同经济体中闲置的生产能力、缓和的薪酬压力等，我不认为在西方国家会出现通货膨胀。但如果出现，很可能是由较高的商品价格导致，中国的商品需求在此会施展关键性的影响。
　　中国似乎正在推动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但事实上要挑战美元的地位，人民币必须可自由兑换，这在短期内还不可能实现。我预期，未来更多国家将针对贸易往来国家的货币进行汇率调控。这一因素，以及向增长率较高的新兴经济体增加投资的可能性，都可能造成美元下行的压力。但是，这一过程可能较为缓慢。（作者系渣打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全球研究部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