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离城市福利的前提，必须是将这些现有的福利平等加之于全体公民，而不是仅仅将它从市民身上剥离开去。当务之急，还是要先实现社会保障的普惠化，要把农民纳入整个社会保障的大盘子。于户籍改革的路径选择上，应从“补短板”出发，而不是“削长板”。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近日炮轰户籍制度，引发媒体关注。蔡昉认为，户籍制度改革的目的，是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和城乡统筹的公共服务体系，而城市户口的福利含金量造成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悖论。他的建议是，只有把福利内容从户籍上剥离掉，或者把福利上的差距缩小到无须借助户籍即可共享，则可以打破改革面临的两难处境。（6月2日《新京报》）
应当说，这种声音并不新鲜。二元户籍管理下的城乡分治，只是个事实判断。由此带来的城乡断裂，又衍生出众多社会问题，成为社会转型的最大阻碍。30余年来，有识之士对此早有察觉，甚至政府有关部门也在谨慎推动人口管理模式的改革。只是在缺乏统一推进前提下的这些局部改革，多数陷入了走走停停的泥沼。现实中的人户分离、空挂户口、双重户口和无户口的“黑户”人员是大量存在，那些暂住期长达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暂住”人口，不但给社会治安和人口统计工作平添了许多难度，流动人口本身的合法权益，也难以得到有效保护。
纵观近几年的户籍制度改革，其中一些地区在举措上虽不乏创新之处，但却始终未见实质性的突破。二元户口管理体制，在事实上成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雷区”。比如，今年以来上海、浙江等地的“临时居住证”或“居住证”制度，充其量也不过是内地版的“优才计划”，而远远谈不上是对传统户籍制度的撼动。
市民抑或农民，只是一种职业或居住地的标志，并不存在一种行政上的身份管制或迁徙壁垒。而僵化的、强制性分类的户籍管理，强行把中国人分隔在物质文化悬殊的两个“世界”。不同世界的人，便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地位，不同的命运。户口也因此成了与国人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特殊证件，每个人的出生、上学、就业、参军、结婚、迁徙……无不受到户籍制度的制约。
蔡昉先生提出先剥离附属于户籍之上的福利，再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统一，不失为一条路径选择。但在中国还远非“福利国家”的现实之下，就算是享有一些城市福利的市民，如果没有特定身份，其福利也还有限。剥离城市福利的前提，必须是将这些现有的福利平等加之于全体公民，而不是仅仅将它从市民身上剥离开去。“剥离”不是“剥夺”，户籍一元化，也不是要将“市民”变成“农民”。当务之急，还是要先实现社会保障的普惠化，要把农民纳入整个社会保障的大盘子，让农民看得起病，住得起房，上得起学，让农民同时能更方便地享受到各类文化、体育、环保、消防等公共资源。
于户籍改革的路径选择上，笔者更愿意呼吁国家从“补短板”出发，而不是先去“削长板”，更何况，普通市民的“户籍特权”，也不过是公民理应享有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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