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主要国家在GDP构成、贸易结构、汇率等方面的差异来看,我国外贸依存度在37%以内,虽然这是一个比较高的数值,但不是“高得离谱”。美日的外贸依存度也在30%左右,仅高出它们7%,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因而,发挥外需作用“保增长”是说得过去的
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是过去几年我国经济两位数增长的主要动力,净出口贡献了GDP增长的近1/4。初步估计,货物出口占GDP的比重2008年将下降至34.1%。即使我国对外贸易的表现在2009年仍优于全球平均水平,也很难明显高于零增长,外需已难以继续担当“保增长”的重任。
这是《广州日报》转载经济学沈明高博客的一篇文章中的部分内容。一直以来,我们都希望我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发展之中。然而,当这一天终于来到的时候,一些专家、学者却产生某种抗体,产生某种不自信。例如吴敬琏作为经济理论界的泰斗,在2008年12月召开的2009财经年会上,就称“中国过度出口造成空洞和气泡”。这与沈明高等经济学家认为外需难以担当“保增长”重任的观点一脉相承。
在他们看来,因为我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无论是为“保稳定”,还是“保增长”,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都要靠内需来拉动。只有内需才能担当“保增长”的重任。但是,一些观察人士注意到,无论是从外需占国内GDP的比重,还是从经济增长的实际表现,这种观点都是值得推敲的。
目前我国外贸占GDP1/3强,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以丢掉国际市场为代价,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市场,或者寄希望于外需下滑用内需顶上,将会怎样?应该看到,在金融危机并未明显缓解之前,要让老百姓大量消费无疑是不现实的。除了靠政府投资拉动消费之外,有两个因素才可能让百姓大量增加消费,一是股市上涨、房价下降,让财富效应来刺激消费;二是物价又开始上涨,今天买的东西比明天买更便宜,让预期来刺激消费。
不过,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实际上,当前外需减弱并不是外贸萎缩的唯一原因。对于占我国出口总量约50%的加工贸易,早在2006年初就开始进入到总体下滑通道当中,而这正好对应着那个时期推行的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等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一系列措施的陆续出台。而2008年则因外需减弱而使加工贸易下滑幅度进一步加剧了。
对于一般贸易,则是自2007年8月就出现大幅下滑征兆,并由此展开持续下滑趋势的。而当时恰好对应着美国次贷危机大规模浮出水面这一时间点。这意味着,一般贸易的下滑,主要是与外需下滑密切相关。现在,说我国一般贸易的下滑主要与外需减弱有关并不为过。但对于加工贸易,外需减弱的影响当然存在,但前期抑制加工贸易的系列政策调整的滞后效应,同样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
经验证明,外需可以诱导经济结构进入持续改善的良性通道。目前国内巨大的就业压力挥之不去,意味着包括加工贸易在内的整个外贸系统,必然是我国“保增长”努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域,因此,我们不能低估外需在“保增长”中有作用。因为在我国当前贸易中占绝对比重的,依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即使是不少当前被我们视为高科技的出口产品,也同样具有典型的劳动密集型特点。
众所周知,正是自2004年以来我国外需的爆发式增长,使得首先在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主导的珠三角和浙江出现了“民工荒”,并一度出现了向全国蔓延之势,由此启动了一场自发的、市场化的劳动需求拉动居民收入提高、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改善的良性进程。而提高老百姓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启动国内居民消费最重要的前提,也是当前“保增长”的重要前提。
其实,我国外需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看问题的视角。如果一看到外需出现困难,就说缺乏“保增长”的担当能力,这只能说看到了我国经济增长中产生的问题的一面。短期内,如果我国出口下降,可能对当前的经济增长难以构成重大挑战。如果从长期经济增长来看,出口的长期萎靡必将会拖累消费、投资等的增长,并会严重阻碍我国的经济发展。
好的迹象是,由于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明显,导致发达国家的部分产业不断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外移,现在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远远没有到达高潮。从全球主要国家在GDP构成、贸易结构、汇率等方面的差异来看,我国外贸依存度在37%以内,虽然这是一个比较高的数值,但不是“高得离谱”。美日的外贸依存度也在30%左右,仅高出它们7%,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因而,发挥外需作用“保增长”是说得过去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