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接受本报专访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卡恩坦言：“当前危机带来了破坏，但也为以前看似难以解决的问题提供了突破的机会。我们不能错失这样的时机。”
这次金融危机肇始于发达国家，并像“野火一样”蔓延至全世界，教训相当惨痛。这同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息息相关。
具体到在当前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IMF，一是能力不足，未能准确预测危机，特别对危机的影响、波及效应估计不足；二是监督不力，IMF过去几年将监督重点过分集中于新兴经济体的汇率问题，缺乏必要的手段监督发达经济体，尤其是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监督不力。
这种状况显然不符合当前的国际经济格局。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世界经济版图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两大金融机构——IMF和世界银行60多年来一直由发达经济体掌控，显然背离了当前的时代潮流，也阻碍了世界合作应对危机。
因此，抓住当前改革时机，就是要着眼长远，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改革国际金融体系，避免类似危机重演。
改革首先要解决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包括最贫困的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知情权、话语权和代表权不足的问题。这其实也是世界的共识。在最近的两次全球金融峰会上，20国集团宣言都强调，将继续推进IMF和世行两机构的改革，“使其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具体来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包括最贫困国家，“应享有更大发言权和代表性”。
其次，国际金融机构必须加强自身建设。比如，必须强调对所有成员的公平、公正、一视同仁；要增强自身透明度以及处置危机的财力和能力，尤其是对发生在主要发达国家危机的处置能力；另外，高级管理人员基本为发达国家垄断的局面必须改变，代之以从世界范围内选贤任能。作为重要一步，不久前伦敦20国集团峰会决定将IMF的资本金增加至7500亿美元；同时IMF和新成立的金融稳定委员会一起，加强对世界金融体系的监测。
具体到世界银行的改革问题上，出席春季会议的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就指出，各方必须拿出政治诚意，推动相关发言权和代表性改革，以增强世行在新时期履行其发展使命的能力。而世行发言权和代表性改革的核心目标，就是实现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与发达国家拥有平等投票权。
在IMF改革问题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指出，中国支持对IMF增资，也愿意为此作出适当的贡献。但中方认为，各国的增资规模应该也体现出各国在IMF中的权利和义务，而且，这些新增资金应优先用于不发达国家。他强调说，中国支持临时性的增资措施，但IMF是一个建立在份额基础上的组织，增加份额才是解决IMF资金不足问题的根本手段，也是提高IMF治理结构的前提条件。
此外，必须健全国际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李勇就指出，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当前危机的制度根源，也是当前国际经济治理中的主要缺陷。周小川也说，IMF必须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测，促进主要储备货币汇率保持相对稳定。
中国有句俗话叫“不破不立”。金融危机的巨大破坏力显示了当前体系的种种弊端，但也正是这样的危机，更凸显了建立新的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秩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改革自然牵涉到一些国家利益的调整，无疑是艰难的，但不进行改革，就无法有效应对当前危机，更无法汲取应有的教训、防范新的类似危机。
当然，改革也不是将一切推倒重来，而是希望通过改进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使其能够反映已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界经济格局，能够适应未来国际经济和金融不断发展的需要。在当前历史关键时刻，各国应从大局出发，拿出政治意愿，着眼长远，精诚合作，为构建新的更安全合理有效的国际金融秩序奠定基础。错过当前历史时机，将会是这个时代的污点。
（本报记者刘洪4月27日发自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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