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说,我们的思想避免不了成为某位已故经济学家奴隶的命运。政府应对危机政策是思想的反应,思想是旧的,应对政策也必然是旧的。在大的经济危机面前,政府短期应对政策逃脱不掉某种历史的宿命,那就是盲目追随形势变化,最终和要挽救的经济一起沉沦、一起重复某段萧条的经济史。

　　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西方国家当局的应对政策体现出对经济金融环境变化的被动反应、亦步亦趋特征——当金融机构破产成为现实威胁时,政策要点是挽救机构,避免出现更大的倒闭风潮;当银根抽紧、信贷市场萎缩时,政策要点是放松货币政策,解决流动性短缺问题;当实体经济衰退日益严重时,政策要点是通过财政扩张创造需求;当宽松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组合引发通胀时,当局选择放弃金本位,乐见通胀对内缓解债务链条、对外减少债务负担的效果;当局势持续恶化且国内政策出尽时,开始动用汇率和其他保护主义政策工具,对外争夺,以邻为壑。最后,所有政策都无济于事,社会思潮发生重大变化,各类极权主义思潮开始居于社会主流。
　　眼下各国危机应对政策的脉络与此前一样。先是财政当局和货币当局不计后果,仓促斥巨资,通过政府注资、担保、接手有毒资产等手段,遏制金融机构破产风潮。尔后,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着力解决流动性不足问题,促使信贷市场解冻,直至价格型工具用尽,濒临零利率陷阱,进入所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阶段。第三步,各国不断出台新的财政刺激方案创造需求。按照政策演进的逻辑推理,这之后,如果经济局面依旧没有起色,常规政策出尽,有关国家将进入通胀、贬值等恶性政策陆续出台的阶段。
　　当然,现实不可能是历史的简单重复,通胀的情况就比较复杂。目前主要经济体尚处于加速萎缩时期,油价持续低迷,物价上涨的可能性还没有转化为现实性。但如果如一些乐观观点估计的那样,全球经济在年底或明年初好转,拉动油价大幅上升,通胀也将伴随而来。可以预见,届时,为了呵护脆弱的复苏,货币当局将不会对通胀作出足够反应。
　　但是,货币对外贬值政策则实际上已经悄悄展开。2008年,在中国前十大出口目的地国家和地区货币中,美元（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港元（第二）、新加坡元（第九）兑人民币基本稳定,全年分别兑人民币贬值6.4%、5.8%和5.9%。欧元、韩元（第四）、英镑（第七）、俄罗斯卢布（第八）、印度卢比（第十）兑人民币均大幅贬值,幅度分别为9.5%、30.5%、32.2%、27.9%和24.4%。同期,中国周边主要出口竞争对手货币也纷纷显著贬值,比如马来西亚林吉特兑人民币贬值10.7%、泰铢贬值20.7%。2009年一季度,韩元、日元、俄罗斯卢布、新加坡元、欧元继续兑人民币显著贬值,幅度分别为10.0%、6.8%、6.3%、5.3%、5.3%。英镑、印度卢比兑人民币也小幅贬值,幅度分别为2.0%、2.2%。
　　美元相对强势的原因较为复杂。除了市场避险的因素,更为重要的恐怕还是美国维持本币国际地位的考虑在起作用。次贷危机以来,围绕美元的国际地位和国际货币体系重建及国际监管问题,各国纷纷表态。从伦敦G20会议的结果看,在美元地位、国际货币体系等核心问题上,各方还都处在蓄势阶段,实质性的争夺尚未展开。虽然到目前为止的金融危机还构不成国际货币格局转换的枢纽,但美元在此时点上大幅贬值无异于自绝于国际货币体系。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的现实性和可能性,中国的政策是全球关注的重点。
　　在汇率政策方面,若人民币兑美元相应贬值（真正保持兑一篮子货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则必将引起一系列复杂连锁反应,进而可能引发全球竞争性贬值局面。若继续保持兑美元汇率稳定（听任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升值）,则中国的出口部门就要承担损失:主要出口伙伴货币汇率的贬值一方面增强了有关国家在欧美市场相对于我国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另一方面部分抵消了中国开拓新兴市场的努力。
　　在信贷政策方面,市场预测3月份新增信贷可能超过1月份,达到空前的水平,“适度”宽松政策显然不是那么适度。若对此反向紧缩调整,则有朝三暮四之嫌。若不调整,则产能过剩矛盾有可能转化为“信贷过剩”矛盾,实体经济风险可能向金融领域集中。
　　应对当前局势没有灵丹妙药。在没有新思想体系的情况下,从短期看,每一个决策都是正确的;从长期看,每一个决策都值得商榷。正确的政策是某一新思想体系的产物,没有新的思想,零散的政策即使与形势的要求偶合,也无济于事。最终还是任由大危机期间螺旋形下降的规律,引领我们走向不可知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