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评论奥巴马政府的“救市”政策，认为它没有抓住重点。在我看来，美国这次问题的根子出在金融，而金融是美国经济的造血系统。故救市政策，也必须从金融入手。奥巴马的救市方案，依旧是以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为主调，而且，方案中建议的花费，大多数是民主党长期以来宠爱的开支项目。无怪乎这个救市方案在参众两院没有得到任何共和党议员的支持。奥巴马上任之时，曾信誓旦旦要打破党派藩篱，他的救市方案却在强化党派分野。所以我当时说：奥巴马出师不利。
但接下来发生的AIG公司高管接受巨额奖金的事，却给了两党一个重修于好的机会。在救市方案上吵得不可开交的共和、民主两党议员，在对待AIG奖金事件上却以惊人的速度团结一致起来，同仇敌忾。众议院在最短的时间就以超过四分之三的压倒多数，通过了要对接受奖金的高管征以90%惩罚性税收的议案。当然，这个议案过于突兀，最终大概是个象征性的威慑武器，并不会真的成为法律。最后的结果，大概以双方妥协了事。
但这个事情的真正意义，它的长期深远影响，并不仅在此。AIG的行为之所以激起轩然大波，实质上反映了一种由来已久的、华尔街职业规范和普通民众道德观之间的冲突。AIG的高管在宣布奖金分配方案时，估计做梦也没想到会招惹如此激昂的众怒。事实上，若按照华尔街的职业道德，既然当初合同上规定了要发巨额奖金，现在公司手头又正好有钱（不管这钱是自己挣来的还是政府救济来的），那么高管们把奖金装进自己口袋就是天经地义的。更何况，一年拿个几百万乃至上千万美元的奖金，在华尔街高管看来，并不是多大的数目。
华尔街金融家自有史以来，一直是贪婪的代名词。因为金融家的职业规范就是谋求资金回报的最大化。这像律师的职业道德就是打赢官司，不管赢的是好人坏人；拳击手的职业就是把对方狠狠打倒，哪怕双方无怨无仇。这些职业道德，和普通大众的道德观是冲突的。幸好，这些职业行为有限定的目标和界限，通常不会进入大众的视野，也影响不到大众的生活。
早期的金融活动通常是银行家和借贷者之间一对一的私下交易行为。或者说，早期的银行家都是投资银行家，他们并不面向大众出售金融产品。金融家的贪婪，在这种小众交易过程里，比较容易得到制衡和约束。股票是第一种面向大众发售的金融产品，而它的泛滥也迅速成就了第一次庞大的泡沫破灭，那就是1929年的大股灾，并引发了此后的大萧条。我们看到，大萧条之后最重要的一个救市药方，便是成立美国证监会，对证券主要是股票的发行开始进行严厉监管。换言之，这是对一种面向大众的金融产品，以政府监管的方式，保证其操作过程符合大众的利益，而不仅仅是金融家的职业道德准则。
我曾说过，上世纪30年代建立起来的这个金融体系，支撑了美国70年的长周期繁荣。但是上世纪80年代发生两桩变化。第一个是全球化进程推动的资金流动，使得全世界的钱都向少数几个金融中心集中，如华尔街，如伦敦。第二个是计算机技术的普遍应用，导致金融创新的大发展，各种衍生的金融工具和套利手段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虚拟的交易资金量大大超过实际交易标的的价值。过去20年中，有许多数学和计算机出身的学生进入金融领域，他们从来没有过半点从事实业的经验，甚至从来没有在实业机构上过一天班，却凭借其对各种“模型”的构建和操作能力，迅速成为炙手可热的交易员和投资顾问。他们的每一举动都能操纵数以亿美元计的资金流向，而自己也能轻而易举挣上百万、千万美元的奖金。
这两种发展趋势带来巨大的矛盾。一方面，全球金融体系的发育，使得金融的影响力空前。每个个人，无论你是否直接购买金融产品，你的日常生活起居，你的就业前景，其实都处在这个庞大金融体系的笼罩之下。金融体系的波动，甚至能够影响到国际关系，使某个国家破产，某个地区经济整体崩溃，使数以亿计的人无端遭受损失。与此同时，华尔街的金融职业规范还停留在以前的水平，甚至由于上面所说，众多对金融以外事务漠不关心的新鲜交易员加入，把这种以资金收益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职业道德准则推到了极端。早在14年前，就发生了一个交易员搞垮一个银行的故事。类似的故事并没有使金融界反省，只是让它们实施了更多的所谓“内部风险控制”机制。然后，只要金融界的职业规范不改变，追求短期巨大账目赢利的冲动不变，人们就必然为了巨大收益而在风险面前丧失常识性的警惕，所有风险控制机制，最终都是非常脆弱的。
AIG事件好就好在，它让美国的政客忽然发现：原来敲打金融界，是这么得民心的一件事情。一旦政客集体发威，开始专心琢磨怎么对付金融界，那么，传统的职业规范迟早会遭到质疑，政府将以公众利益代表的身份对金融界的交易行为进行直接监督。美国金融改革的进程可能会加快，而这，又可能加快公众对美国经济信心的恢复，使经济提前复苏。对所有人来说，这几乎都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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