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环境中，如何不失时机地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是挑战我们处理“危”“机”能力的一次大考。也许最终答案无人知晓，因为其中隐藏了许多不确定因素。但是，国家关于推进上海两个中心建设规划的批复，透露出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的一个新讯息，在全局上有着不能忽视的若干要点：
　　第一，对全球化需要重新认识，它是双向的运动。中国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当中，接下去怎么样才能做到与世界各国长期合作共赢？要正确看待中国经济软实力提升的诉求，积极参与世界的对话，争取正当的权益，谋求新的利益格局演化。第二，我们的外汇储备、经济增长率高居前列，然而增长方式必须改变。我们的经济结构怎样才能转型？怎样变得更具有国际竞争力？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需要考虑“世界工厂”的功能怎样与提高“内需”相一致？今天尚存的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发展和开拓国内外市场来解决。其中的国内市场，跟过去靠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来发展的办法很不一样，需要花力气去建立 “统一大市场”。为此，第四，就要求在制度上进行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改革创新。系统的改革必须提出来并切实加以实施，包括政府、金融、财政、人力资源、教育、公共服务等各个方面。
　　因此，推进两个中心建设正当其时。众所周知，当今世界金融服务活动的空间布局，有高度集中化的特点。比如，英国的金融活动集中于英格兰南部尤其是伦敦，那里不仅是全世界外国银行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引人注目的国际性金融部门的总部集中地，包括世界级的股票和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所、保险市场、商品期货市场，以及管理服务部门的支持性基础设施。很自然地，伦敦如同强有力的磁铁一般，其支配力延伸到了英国的各金融部门。伦敦至今仍是世界上外国银行最集中的地区，2001年占据世界20%的跨国银行贷款、52%的外国证劵交易量、31%的外汇交易。因此，伦敦是资本营运的主要中心，它通过国际银行网络以及欧洲市场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连接。相对而言，纽约可称是世界上主要的资本接受地，是旨在利润最大化的投资决策与生产创新的中心；东京的金融系统更多地表现为国内主导。
　　推进两个中心建设固然是从全球化的需要出发，可是其基础则要扎扎实实地落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之上。与上述三个国际金融中心相比较，上海欲成为新的跨国界金融和航运中心，作为集聚大量商务活动的网络枢纽，一方面需要加强与全球经济交易活动（金融、投资、物流及服务贸易）相连接，另一方面需要向城市群地区和腹地市场延伸。当然，重要的是要理解，有哪些与区域乃至全球经济有关的活动已经在这座城市里发生？那里有些什么样的公司（无论是外资还是内资）？集聚了什么样的一类人在活动？又有什么样的市场交易和创新在进行？在哪些方面对区域和全球经济产生了影响力？
　　必须指出，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改革创新。改革将在根本上有利于释放市场主体的创造性潜能，形成区域经济的活力，推动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结构的升级。而自主创新意味着，要通过认识或发现新的、更好的竞争方式并将其引入市场来创造竞争优势，意味着市场总体利益的增加，以创新和集聚来扭转劣势。这不简单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经济--社会--技术过程，既包括了企业和产业的技术创新，也包括了国家以及区域的制度创新。归根结底，在现代全球经济下，繁荣和发展是一国自己的选择，创新的成败不再由先天继承的自然条件所决定，如果我们选择了有利于生产力成长的法律、制度、政策，比如升级所有国民的能力，对各种专业化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使市场运行更有效率等等，我们就选择了繁荣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