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生事件中的社会治理启示
    2009-03-18    肖擎    来源:长江日报

    近日,美国一家非营利性消费者组织的调查报告披露,强生、帮宝适、好奇等婴儿用品含有两种致癌物质。帮宝适、好奇的生产商——宝洁、金佰利两家公司表示,这些产品所含的微量化学物质都在安全标准以内,且都没在中国大陆生产和销售。强生公司也发表声明称,所涉物质含量均在安全限量内,过敏事件属个案,与“涉毒”事件无关。

    目前,有关信息还未充分呈现,无法就此判断强生产品存在安全问题,平抚消费者的担忧和不安情绪,仍有待权威部门的明确意见。
    但现在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是,强生等婴幼儿卫浴用品含毒的信息并非由政府监管部门发布,而是由一家民间组织发布。这样的信息发布,不是攻击,不是诋毁,而是依据合法合理途径,表达诉求,争取权益,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和推动公共服务发展。这一点见诸于这个组织科学严谨的调查过程之中,也见诸于相关企业并非恼羞成怒的声明之中。这一点,正有助于我们在更大视野里审视中国的产品安全问题。
    从近年发生的一些产品安全事件可以看出,政府监管很重要,但在每一个细小环节上,政府监管很难面面俱到,需要向社会借力。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国情有差别,但如何摆脱政府监管既疲惫又无力的处境,是现代国家都面临的问题。公共管理的社会化程度需要提高,这不只在于政府如何去改变自身作为,也在于各种参与社会治理的力量作用发挥得如何。也就是说,需要有一种更加广泛的公共治理机制,吸引多种力量参与,在政府监管出现缺漏的时候,使得社会仍然有一个补救机制。
    不只是美国,欧盟、日本等国的产品质量检验和监督,都包括政府和民间两个系统。这种制度安排的好处是,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存在问题,即使一套系统失效或者没有及时启动,另外一套系统还能继续发挥作用。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开展合作,每一方都充当另一方的协作者和监督者,有更大的可能避免产品安全给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对政府来说,为社会力量提供作为的空间是一种政治责任,体现的是对社会和公众自我管理以及参与社会治理的信任。
    可靠的产品质量和有序的市场环境无法完全寄望于企业道德,需要政府的有力监管和社会的有效制约。大量民间消费者组织的存在,主动发布相关信息,会使企业感到无处不在的压力和监督,从而不敢放松质量要求。应当说,民间组织和行政、司法系统一起,共同构成对企业道德的敦促。相对于行政系统覆盖的有限性和司法系统的事后惩戒,民间组织的监督更加主动和具有前瞻性。
    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政府难以时时全能,良好的治理只能有赖于各种力量组合成一种社会治理的良性机制,互相配合,弥补不足。让民间团体、群众性自治组织以及其他社会力量有更多参与的渠道,有更大的作为空间,形成更加有效的社会预警机制,让公民权益受到更加完善的保护,这是我们在等待强生事件更多信息发布的同时获得的启示,也是走出产品安全危机不可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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