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有委员表示应立法封杀“山寨现象”。(《新京报》3月4日)

　　是不是该立法封杀“山寨”，有两个前提性的问题需要理清：一是“山寨”的本质是什么，是不是必须封杀的“恶”，如果其中含有“善”的因素，就不应该一概封杀；二是对“山寨”中的一些“恶”，现有的法律是不是空白，如果是空白，可以考虑立法规制，如果有相应的法律可以调节，那就完全没有必要重复立法了。
　　当下语境中的“山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山寨”中含有积极的成分，否则，是没有吸引力的，比如山寨手机，价格就是它的积极价值。“山寨”搞模仿，也会促进技术升级。当然，山寨也有违法的表现，如山寨手机，就存在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山寨明星，可能存在侵犯姓名权的问题。但是，这些违法行为，已经有知识产权法、民法、刑法等法律中的相关条文进行规制。为了遏制“山寨”中“恶”的因素，再立下一部《禁止山寨法》岂不是多此一举。
　　对于山寨这种近几年新兴的现象，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宗桂教授认为“山寨文化是市场经济不够完善的一种必然的社会文化现象，是民间创新力量的表现，是对相关行业特别是垄断行业暴利行为的反抗，是促进技术创新、发展新型科技的重要力量”。我并不完全认同李宗桂教授的观点，因为很多积极作用是客观形成的，并不是“山寨”本身具有的。但是，如何面对“山寨”现象，笔者很赞同李宗桂教授的结论：何必急着喊打喊杀呢？不应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打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