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两大洲各有各主张

　　在“第二波金融海啸”袭来之际，欧洲和亚洲同时举行了各自相当重要的会议，以求对策。有趣的是，在如何应对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这一问题上，欧盟的主要领导人和亚洲13国的财长们各有各的主张：欧盟主要领导人寄望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而亚洲13国财长则更倾向于通过加强区域合作来谋求自助自救。这其中的区别，各有各不同的背景和渊源。

　　欧盟除IMF外别无依靠

　　德、英、法、意、西班牙、荷兰和欧盟轮值主席国捷克等欧洲主要经济体领导人于2月22日在德国柏林举行峰会，讨论应对金融危机的良策，为将在4月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协调欧洲各国立场。柏林峰会达成了“七点共识”，其中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支持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增加一倍的计划。”
　　可以说，欧盟已经将拯救欧洲金融机构的重任放在了IMF的身上，除此之外，别无依靠。虽然本轮金融危机源自美国，但欧洲所承受的冲击远远大于美国，原因就在于欧洲金融机构购买的“有毒”金融衍生品比美国的金融机构还多。就在西欧国家自顾不暇的时候，最近东欧危机又告爆发：过度依赖出口的东欧在国际经济大滑坡的时候遭遇寒流，大量外资流出导致了金融机构的不稳，而货币大幅贬值又造成了国际支付难题，目前，已经有匈牙利、拉脱维亚、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等国家IMF提出了求援。更为尴尬的是，东欧金融机构的困境，使大量投资于东欧金融的西欧银行雪上加霜。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西欧领导人唯有指望IMF来充当“救世主”。可是，IMF又能够挑起这个重任吗？目前，IMF的资金只有2500亿美元，其中还包括了日本政府前段时间主动提供的1000亿美元。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IMF难免捉襟见肘，于是，就剩下向IMF注资这样一条路了。然而，欧美自顾不暇，又有谁能够有余钱向IMF注资？恐怕在即将召开的20国峰会上，就会有人提出要由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注资了。如果能够遵循义务和权利相对应原则的话，这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是一个加大在IMF发言权的机会。

　　亚洲立足自救更可靠

　　就在柏林峰会召开的同一天，东盟和中日韩13国财长也在泰国普吉岛举行。和欧盟领导人指望IMF完全不同的是，亚洲13国财长根据“清迈协议”，决定加强区域内金融合作，将区域内的外汇储备库从原计划的560亿美元扩大至1200亿美元，以便能够在区域内国家出现外债危机时候，向其提供美元支持；13国财长还一致同意建立建立独立监测区域内经济形势的专门小组，并且扩大援助框架，以便在IMF不提供援助的情况下，也能够根据各成员国的需要进行独立的援助。
　　很明显，亚洲13国财长们更倾向于靠区域金融合作来解决本区域内的问题。这无疑是对IMF权威性的一个挑战。的确，亚洲诸国对IMF的诟病由来已久，过去的教训使他们不敢把事关国家金融安全这样的大事放在一个并不可靠的组织身上。一来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IMF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办事风格上，都与亚洲文化有很大的差别，IMF对受援方提出的许多限制，也让许多亚洲国家受不了。二来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不少亚洲国家都领教过IMF的援助，IMF对这些亚洲国家开出的“药方”不仅没有治好他们的“病”，反而使他们“病”的更加严重，比如让汇率自由浮动，比如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等等，都让一些亚洲国家吃够了苦头。所以，至今他们仍然对IMF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在这样的背景下，亚洲区域合作就变得更有现实意义了。

　　亚洲区域合作任重道远

　　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各国纷纷要求建立新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国际金融趋向多极化的今天，建立亚洲区域金融合作机制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必将产生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是，这一合作机制的真正建立和运作，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任重而道远。
　　东盟和中日韩地缘相近，历史文化相通，各国之间相对容易相互理解，容易交流；然而，各国有不同的政体，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如何进一步融合，依然需要加强相互间的理解和信任。
　　同时，这一合作机制由谁主导也是一个问题。据悉，在这一金融合作框架内，所需要注资的1200亿美元，将由中日韩三国出资80%；另外的20%则由东盟国家解决。如果按照权利和义务相对应的原则，应该是谁注资多就由谁主导的话，主导者应该在日本和中国两国之间产生，因为韩国在本次金融危机中，也遭遇了严重的困难。
　　中日两国是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都会是力争主导这一金融合作框架的国家。日本虽然经济已经陷入了衰退的泥潭，但日本是发达国家，其财力至今依然强大，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就向IMF提供了1000亿美元的资金。在日本态度积极的背后，是他们要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务理事国和扩大其在亚洲的话语权的政治诉求。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中国是目前这13个国家中唯一的联合国安理会常务理事国，中国外汇储备居全球首位，而且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较快增长的态势，对亚洲国家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中国和东盟多数国家都同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相对接近，因此有着更多相似的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因此，相比之下，中国应该更具优势。
　　总之，中国应该力争亚洲金融合作机制的主导权，并且尽早推动这一金融合作机制的真正实施和运作，这样，才能进一步发挥中国在本地区乃至在国际金融新秩序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