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地方，前不久勇敢“晒”了一下官员的财产，但效果似乎都不太好。
一个是新疆的阿勒泰地区，一个是浙江的慈溪市。尽管都并非上级授意，有关方面开始时也是信心满满，但后者只是在各自的布告栏上张贴了几天，前者甚至无视礼金“零申报”，连“汽车”、“房产”也都不予公开，给人一种虎头蛇尾的感觉。
当然，我们必须肯定这种举措的开拓性意义和标志性意义。没有基层的各种有益尝试，中国的廉政建设、公共权力的约束就不会取得突破。但是，我们也要思考，一些小地方的这种小举动，决策者为什么也会如履薄冰，被“晒”者为什么也会战战兢兢？财产公示，阻力在哪？
首先，既得利益者肯定如坐针毡。早在1988年，中央高层提出实施领导干部财产公示时，就遭到了很多人反对，直到现在，也仍有许多人不赞成。有些人身居高位，一言九鼎，而且不客气地说，屁股都不太干净。他们非常明白，基层的实践，是一种打“苍蝇”倒逼“老虎”的举动，日后定有火烧连营那一天，谁支持，谁就是引火烧身。所以，有的市委书记才会无奈地说，财产公开十年内都很难突破。
其次，百姓似乎也尚未从观念上准备好。传统的东西短时间内很难根除，老百姓面对自己“父母官”的财产清单，说不定会从开始时的新鲜、错愕和惊异，转化为“为尊者讳”的念头。他们要么不相信墙上张贴的都是真的，要么压根就意识不到哪怕只是浏览一下，也是自己的权利。所以慈溪才有人说：公示了，也就过去了。百姓不当回事，有政府宣传工作不到位的因素，也有民主意识尚需启蒙的因素。
第三，现有技术条件还不能充当坚强后盾。只是凭官员嘴上一说，又无法对人进行核实和监督，这样的公示当然缺乏威信。如果我们不能从税务、金融、证券和各种商业服务机构等方面，建起一个监督官员收入和支出的联合网络，不能对官员大额可疑资金的流动，以及动产、不动产变化情况进行及时有效的跟踪和监督——一句话，没有强大的技术作保证，那么，即便公示，也是废纸一张。
多年来，我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确实走得很执著，也很艰难。继1988年的动议被否后，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将《财产收入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但一直未能进入实际立法程序；1995年和2001年，我们也先后颁发了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和省部级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但实际操作中仍存在许多严重不足，收效甚微。
实际上，在公共权力的制约尚未有明显进展的情况下，单纯的财产公示，并不会产生太大的效果。何况官员们要变坏的渠道很多，比如人家可以收受礼金，而且是不经过任何第三方的大捆钞票，你如何去查？总不能挨家挨户去翻人家的枕头和衣柜？所以问题的关键，是重在防、重在堵，重在多管齐下的综合防范，而不是寄望于一两个所谓“撒手锏”。即便在国外，财产申报也只是防止官员腐败的一种辅助手段而已。
至于综合防范，原则不外就是要缩小政府审批的范围，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只要政府仍然管得很多很细，只要权力进入市场的通道仍然多如牛毛，那么，腐败就在所难免。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让官员再怎么申报、怎么公示，他还是会大大咧咧地一边填表、一边照拿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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