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行副行长易纲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CCER)举办的“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上表示,零利率或者是准零利率政策不一定是中国的占优选择,目前中国利率水平是合适的,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水平。至于“美联储已经把联邦基金利率降到近乎零的位置,从而推论出中国降息空间很大”,这是一种很外行的说法,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坐标上的利率,相互比较应该“苹果比苹果、桔子比桔子”,在一年期的商业存贷款利率方面,中美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一直以来,流行的说法都是将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看作是“1929年大萧条”的翻版,而对1929年大萧条悲剧因素的主导性分析来自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分析工作。他和安娜·施瓦茨在《美国货币史》一书中指出,“大萧条以一种悲剧性的方式印证了货币要素的重要性”,如果当时的美联储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阻止货币存量下降(大萧条使得货币存量减少了1/3,这是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认为货币紧缩),那么衰退悲剧的色彩将会减少很多(不会出现3人即1人失业,物价下跌1/3的惨状)。毫无疑问,弗里德曼的思想已经融入了伯南克以及所有央行行长的脑中推行至极端状态。如果说弗里德曼对待货币还是比较审慎和平衡的,那么现在则出现了完全颠倒的景象:货币就像催情术,从一个高潮推到更高的高潮,中间不应该有停顿期。
　　这些肤浅的思想构成了那些要求中国央行也要跟随零利率潮流(或者大谈中国有多大的降息空间)的人们的话语策源。易纲已经提供了一些理由反驳了“中国应采纳零利率”的意见,例如人民币利率过低是否会出现日元那种情况——即偷偷拆出日元换得外汇投机于海外(尽管中国存在一定的但很松散的外汇管制),从而造成了货币“漏损”,使得国内的货币余额并没有相应的增长,这反而严重削弱了数量宽松型货币政策的效果;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并不支持零利率;中国的通缩状态还有待观察,不清楚这是自我增强的通缩还是货币乘数自然下降造成的合理通缩,等等。
　　我们强调要吸纳弗里德曼的智慧,即央行有责任维持市场的流动性、控制货币余额下降过快(因人们的意愿问题导致乘数下降产生的余额下降是很正常的),防止挤兑以及银行危机的蔓延。但现实是世界诸多央行走到了另外一个相反的极端。例如,中国去年还在和通胀苦苦搏斗,随着美国金融危机蔓延,海外市场的需求突然间消失,中国出口行业不是“失去货币”而是“失去需求”,这时候发生了大规模的破产和萎缩,并使得上游行业(钢铁、石化)产能过剩。然后中央出台4万亿临时创造“需求”来消化(并促使了信贷的短期爆发性增长)……概括地说,就是中国的流动性是不缺的,而是实际的“需求”缺乏,流动性不缺乏并不能自动创造出新的实际的需求,仅仅导致对虚拟资产的突然需求大增,这也是近期股市过度火爆的原因。接下来问题是:由于不能创造持续性的需求,实体经济面对这么多货币消化不了将会发生何种情况？一种答案是,这种排斥性局面继续存在,货币乘数继续下降,适度通缩。另外一种可能性是政府继续用财政支出来创造需求,迫使货币量被创造出来的需求吸收,最终引发通胀的快速回归。
　　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势,很多国家民众在收入流下降的状态下(通缩提高其实际购买力,抵消了一些收入下降效应)将经历一个非常尴尬的时期。V形反转的通胀既没有让那些真正的生产者(非国有部门)扩大其雇佣机会,又残酷吞噬了民众的购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