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30年保持了年均9.5%的高速发展。但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未带来就业的有效增长,出现了“奥肯悖论”。由于我国长期沿袭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再加上城镇失业率统计数据的失真,这个问题在过去不是很突出。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就业问题迅速凸显出来。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就业形势严峻实际上是多种经济和社会矛盾长期累积的必然结果。在“保增长”的同时,能否“保就业”,能否实现就业的有效增长,是当前宏观调控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保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关键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30年保持了年均9.5%的高速发展。但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未带来就业的有效增长,出现了“奥肯悖论”。由于我国长期沿袭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再加上城镇失业率统计数据的失真,这个问题在过去不是很突出。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大幅度衰退,对我国产品的需求迅速减少,所以,我国的实体经济遭到了沉重打击,对外开放部门和出口企业的经营日益艰难,下岗职工和返乡农民工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大学生就业越来越困难,退伍军人的安置也非常困难。所以,就业问题迅速凸显出来。在“保增长”的同时,能否“保就业”,能否实现就业的有效增长,是当前宏观调控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保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关键基础。
　　基于人口众多的国情,就业问题一直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但始终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在计划经济时期,名义上的充分就业与大量隐性失业并存。改革以来,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就业率却不断降低。2008年下半年以来,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长期潜伏水下的就业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就业问题日益严峻,其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经济下行。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有可能演变成为一场就业危机。

　　当前就业问题十分严峻

　　当前,我国的就业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存量劳动力”失去工作的人数日益增多,失业率不断上升,下岗产业工人、返乡农民工是构成该类就业问题的主体;二是“增量劳动力”供给的压力不减,越来越多的新增劳动力难以找到工作,不能实现就业。构成该类就业问题的主体包括三类:新增农村剩余劳动力、应届大学毕业生和退伍军人。
　　从“存量劳动力”失业方面看,失业问题比较严重的是制造业和建筑业。2008年下半年以来,制造业和建筑业新增失业分别为1980万和1546万人,两者相加的规模达到3500万。在制造业当中,问题最严重的是对外开放部门。数据显示,由于新订单急剧萎缩,电子通信设备、仪器仪表、家具、玩具、纺织服装等出口板块受伤严重,导致失业人数猛增,农民工大规模返乡,目前已经接近1000万。如果今年世界经济继续衰退,那么,我国的出口难度将会进一步增大,外需可能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据IMF预测,2009年上半年我国出口增速为-5％－0,下半年大约为0％－15％。由此可见,出口企业、行业的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与此同时,失业问题正在从出口行业向其他产业领域蔓延。目前,钢铁、煤炭、有色金属、汽车等产业已开始大量裁员,鉴于企业家对市场的反应有个滞后期,未来还会有大规模的裁员、不招人和企业倒闭等现象发生。此外,政府和事业单位人员规模也在压缩,国有和集体企业每年正常的减员估计也有300万的规模,外资企业吸引劳动力就业的能力也在下降。因此,2009年失业率还会进一步上升。保守估计,今年我国城镇失业率可能达到14％。
　　从“增量劳动力”的供给方面看,2009年的压力依然不减。一方面,大学应届毕业及过去几年未就业的大学生超过700万人;年满18周岁的新增城乡劳动力大约有600万人;正常城镇化进程需要转移的乡村劳动力约800万人。此外,还有数十万的专业复员军人需要安置。这几块加起来,全社会需要消化的刚性就业人数至少在2200万人以上。然而,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却相对较小。初步测算,若今年GDP能保证8%的增幅,大约能够提供9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这样看来,2009年新增劳动力的供需缺口高达1300多万。
　　目前有许多人认为,中央政府的4万亿投资计划和18万亿的地方政府投资计划可以带动相当可观的就业。但是,我们对此不能过于理想化。其一,在中央政府4万亿投资计划中,投资主要集中在铁路、公路等资本密集型部门的大项目和大企业,它们对就业的贡献较小。比如,投资2209亿元的京沪高铁,全长1318公里,每天消耗混凝土11万方、钢筋1万吨、水泥3.5万吨,而全线工作人员11.3万人。2009年中央投资增量大约为1－1.4万亿,按照这个比例推算,1.4万亿投资提供直接就业72万人。如果算上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估计提供的就业不会超过400万人。无论怎样,仅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投资难以填补巨大的就业缺口。尤其是,政府投资的项目大多属于短期的临时性项目,项目一旦完成,那么,这些劳动力就会再次失业,这种就业缺乏长期性。其二,目前失业人数增加的行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受危机影响最大、最严重的是出口企业和中小企业。在全球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下行的情况下,这些企业目前一般难以得到政府的财政资金和银行的信贷资金支持,经营愈加困难,既不能有效吸纳新增劳动力,在岗的职工也会随着经营困难的加剧而失去工作。

　　就业问题严峻的原因

　　当前就业问题严峻的直接导因,是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所引致的全球金融危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选择并长期坚持了出口导向型的加剧发展模式,在西方发达经济体需求旺盛的情况下,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使我国保持了9.5%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的增长,带动了对外经济部门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对就业的增加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本次经济危机的“震中”发生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和对外需求迅速放缓和衰退,从而对我国的对外部门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产生了致命打击,订单减少,开工不足,一些生产线被关闭,大量的工人没有活干,被迫下岗和失业。但是,笔者认为,这样的分析只涉及到问题的表象,而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当前我国就业形势严峻实际上是多种经济和社会矛盾长期累积的必然结果。
　　其一,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导致政府投资不断扩大,投资对就业拉动作用下降。1998年以来,中央实施的宏观调控政策具有明显的扩张性,在扩张的调控政策下,政府主导和引导的投资取向非常明显,主要是将水利、交通、通信、环保、城乡电网改造和城市公共事业等作为重点投资领域,而这些投资领域恰恰是就业弹性较低的行业。可见,近十年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具有逆就业倾向,刺激就业增长的效果并不显著。
　　其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贡献降低。从1996年开始,中央政府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要求,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型转变,导致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非农产业就业增长率的陡降。在均衡的工业化过程中,就业的主要增长部门是服务业,但服务业的发展取决于制造业对它的带动。我国制造业发展滞后影响了服务业的发展,目前就业问题的实质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滞后。当劳动密集型产业因市场和技术因素失去发展势头后,没有及时开拓新的就业空间,总就业增长就会缓慢。
　　其三,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从理论上讲,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有机构成,同量产品和资本所需的劳动力投入会逐步下降,从而产生技术进步对就业的挤出效应。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由于技术进步对劳动的替代,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20世纪8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创造240万个岗位;90年代以来,只能创造70万个岗位。随着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的矛盾将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存在。但是,技术进步也能够开发出新产品,开辟新的生产服务领域和新的产业,从而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对就业产生补偿效应。然而,到目前为止,技术进步的补偿效应,在我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技术进步所开辟的新就业岗位大部分都是第二和第三产业。非农产业的经济贡献已达86%,但劳动力不足50%,产业与就业结构之差高达30%以上。
　　其四,劳动力素质及地域差别的矛盾,导致结构性失业问题比较突出。我国失业问题在性质上属于结构性失业,一些较高端的就业岗位人员短缺,而那些低端的就业岗位却供给远远大于需求。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劳动力总体素质偏低。据统计,在全国7000 万产业工人中,初级工占60%,中级工占35%,而高级工、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则明显不足。大量失业和待业人员中,主要是低技能和无技能者。从全国地域分布看,东部地区就业压力相对较小,而广大中西部地区,由于劳动力素质偏低,加之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和传统思想束缚,就业压力非常大。
　　其五,中小企业发展发展缓慢,对劳动力就业吸纳不足。近些年来,虽然新增劳动力的90％以上被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吸收就业,但中小企业和服务业的创业和经营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依然是比较差的。一方面,它们在融资方面很难得到正规金融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市场准入方面存在着较多的政策和体制限制。因此,有效就业的增加受到了极大的约束。国际经验表明,一国企业中的97％以上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劳动力占一个国家就业的65％－80％。发达国家每千人中小企业45个左右;而我国不到10个;发达国家大学生毕业三年内创业率在20％左右,而我国大学生毕业三年内创业的不到2％。创业及创业形成的中小企业数量的低水平,是我国就业形势严峻的根本原因之一。
　　其六,有关失业统计数据的失真,导致了决策界对就业问题有所忽视。总体上看,在所有的宏观调控指标中,城镇登记失业率是最不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一个统计指标。近年来,统计显示的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大致为4%左右,但是,考虑到现有的就业统计制度、就业人口上学率的提高、全职家庭妇女的增多、大学生实际就业率较低等因素,真实的失业率可能远远超过了10%。统计数据的失真,使得决策者和一般社会公众难以感受到失业问题的严重性,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决策部门的政策选择。同时,由于失业率不是地方政府领导政绩考核的硬指标,真实失业率高低并不影响其政治前途。所以,地方政府没有花大力气去解决就业问题。尤其是,失业和难以就业的人口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的话语权很低,表达途径也非常少,有关权力部门对他们缺少应有的了解,因此,失业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