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1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33.6万亿元,同比增长19.78%。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1.99万亿元,同比增长21.33%,增幅比上年末高2.6个百分点。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62万亿元,同比多增8141亿元。贷款额剧增的原因,除了央行注入流动性的措施产生效果以外,高储蓄率也在客观上为流动性放宽提供了基础。

　　储蓄是投资的重要来源。高储蓄率为经济成长提供强力保障,毋庸置疑。然而,中国的基本问题是高储蓄率为生产能力的快速扩张提供了资金,却没能为这种快速扩张创造需求。周小川日前在马来西亚称要采取一整套办法降低储蓄率,可见央行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分析国民总储蓄结构可以一目了然,贡献储蓄的主体实际上变成了在收入分配中占大头的企业和政府。1992年至2007年,企业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均几涨一倍,前者从11.73%激增为21.48%,后者从4.4%增长为8.74%,而居民储蓄率不增反降,从20.24%下降到19.91%。
　　与总储蓄结构相对应,推动中国投资率保持高位增长的主要力量不是来自于本国国民的私人投资,而是来自于政府及国有企业。政府和企业的高储蓄会出现资本积累过度,形成庞大的生产能力,而居民储蓄率增长停滞意味着高投资率形成的产能难以被国内消费吸纳。内部经济平衡不得不依赖外部需求维持,或陷入进一步扩张投资需求加以吸收的恶性循环。
　　这种畸形储蓄结构持续时间越长,“经济动态失效”越呈恶化和加剧之势。躺在储蓄高耸的山峰上,对内产业结构调整滞后,就业创造不足,利率市场化等金融改革也推进缓慢;对外容易授人话柄,引发贸易争端。
　　有没有最优的储蓄率可供比较和衡量呢？储蓄率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变化,能否处于优化状态,关键要看其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菲尔普斯正是在研究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了闻名遐迩的“黄金定律”,即最佳的储蓄率应该是利润与产出之比,也就是将利润所得用于资本积累,将工资所得用于生活消费,或者更简洁地表达为“花掉你的劳动所得,攒起你的资本收入。”
　　在实践中,由于储蓄实践中的各种主观因素的介入和扰动,尤其是公共分配行为的扭曲和谋取集团利益现象,储蓄率不可能自动收敛到最优路径上。
　　当前我国投资和出口增长下降、经济下滑的形势下,经济增长的羁绊已从供给移师需求。改善储蓄结构、想办法让政府和企业手中的钱从投资转向消费很可能成为一个帕累托改进。化解政府和企业过度储蓄的最佳办法在于建立一种改进了的协调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均衡发展的机制,使经济增长真正回归到以提高人均消费水平为本的应有之义。为此应考虑通过加大国有企业对财产所有者利润分红的方式来减少企业储蓄,以及尽快扩大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性公共产品领域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