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产业化”是我们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为了应对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有关方面正在着手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这涉及到如何评价“教育产业化”教育改革基本思路的问题。在近几年质疑和批评“市场化改革”的思潮中,“教育产业化”成为许多人质疑和批评的靶子,甚至可以说到了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地步。那么,“教育产业化”是否真是“十恶不赦”?究竟应如何客观看待“教育产业化”?
　　笔者认为,虽然“教育产业化”存在不少问题,但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全盘否定“教育产业化”改革思路,将其一棍子打死。
　　“教育产业化”是如何提出来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内需不足,造成了国民经济增长疲软。为了多方寻找扩大内需的途径,有的学者提出了“教育产业化”改革思路,旨在实现缓解教育经费紧张和扩大内需的双重目的。此建议很快被政府采纳。
　　“教育产业化”改革实施以来,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一方面,民办教育迅速发展,教育发展规模迅速扩大,教育结构优化,学校之间竞争加剧,教育经费紧张局面缓解,许多学校的教学条件和教师待遇大幅改善。另一方面,招生规模过度扩张,教学秩序比较混乱,教育质量下降,学生及其家长的负担日益沉重。许多高校的人均收费水平达到5000元以上,相当于农民年收入的两倍以上,这使很多贫困家庭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包袱,甚至因此而出现了自杀、弃学和撕毁录取通知书等悲剧,由此引起了人们对“教育产业化”的质疑和批评。
　　质疑和批评者指出,“教育产业化”改革是一项完全错误的改革,必须尽快停止和纠正,其理由有:教育是一种具有外部性的社会公益事业,是政府应承担的职责,“教育产业化”与其基本性质不符；“教育产业化”导致一些学校“高收费”和“乱收费”,大大增加了贫困家庭的负担,使一些孩子“上不起学”,既降低了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又破坏了社会公正(穷者因读不起书越来越穷)；“教育产业化”致使一些公办学校办起了企业,造成校企不分,一些教师“亦教亦商”,降低了教育质量,增加了教育领域的腐败现象等。
　　这些批评是中肯的,但不可因此全盘否定“教育产业化”改革思路:
　　原因之一:教育行业既有“公共产品”又有“私人产品”,后一部分可以产业化。基础教育(含义务教育)属于“公共产品”,是政府的职责,不能产业化,若产业化则是政府的失职。非基础教育和培训等非正规教育属于“私人产品”,可以产业化。当然,其间还有一些“准公共产品”,既要发挥政府的作用,又要利用市场的作用。关键是要通过法律将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产品区分开来。
　　原因之二:指望政府将教育完全统管起来既不现实,还会产生新的问题。完全否定“教育产业化”,那就只能指望政府将教育都统管起来,但根据过去几十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经验,政府统管教育将会因政府无力承担教育的巨大投入而造成教育的严重短缺。而且,与市场相比,政府具有效率低下、信息收集能力弱、不能满足人们多样化需求等弊端,因此由政府统管教育将会造成一系列新问题。
　　原因之三:即便由政府办教育,也要借鉴产业化或市场化机制。那些完全否定“教育产业化”的人往往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政府及其官员也是追求自身权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或“准经济人”,也不愿干那些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也会犯错误甚至干坏事。因此,即便是政府将教育统管起来,也要借鉴产业化或市场化机制,以提高效率、增加竞争、抑制腐败。
　　因此,正确的选择应该是,既不要一味追求“教育产业化”,也不要全盘否定“教育产业化”,而要根据教育行业内部不同部分的性质和特点,分别采取不同的思路和对策,以便既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又发挥好市场的作用,使二者相得益彰。具体说来:
　　在教育公共产品提供上,政府要制定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明确教育公共产品范围和边界,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以上,做到“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在教育私人产品提供上,政府要尽快退出,适当放宽行业准入,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机构,加强行业标准建设,促进公平竞争。
　　同时,将学校分为承担公共产品职能的公办学校、承担部分公共产品职能的民办学校和不承担公共产品职能的民办学校三大类。公办学校不允许“一校两制”(“名校办民校”或“国有民营”或建“独立学校”和“校中校”)。对承担部分公共产品职能的民办学校也要对其公共教育部分按照与公办学校同样的标准进行管理。取消公共教育部分的重点学校制度或“优质教育”制度,规范学校收费项目和标准,坚决制止教育乱收费行为,不允许收取“择校费”、“赞助费”、“培养费”等,实现教育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