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无声息，但却愈演愈烈。春节刚过，在人们的惊愕中，中国已面临罕见的春旱威胁。据报道，特大旱灾主要集中在河南、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7个小麦主产省份。从去年10月下旬以来，很多地方连续100多天没有下过一场像样的雨雪，其中一些地方的冬小麦面临绝产危险。而从2月8日各地的报告情况看，旱魔的“势力范围”仍在扩张——江西鄱阳湖遇干旱、湖南长沙旱情达特大旱标准……（2月9日《法制日报》）

    从“秋冬连旱”到“冬春连旱”，从“罕见旱情”到“一级预警”，牛年春节以来，旱魔正以惊人的速度一步步升级。据国家防总办公室统计，截至2月6日，全国作物受旱面积1．61亿亩，加上去年冬天三北地区干封地面积1．40亿亩，目前全国耕地受旱面积3．01亿亩，比常年同期多1．11亿亩，有437万人、210万头大牲畜因旱发生饮水困难。在抗旱过程中，一个问题渐渐凸显：那就是我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严重“透支”，导致许多地方抗旱行动无法迅速有效展开。
    一面是干旱日益严峻，一面是杂草丛生的水沟、垮塌淤塞的渠道、年久失修的排灌机埠……作为农业“命脉”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普遍超期服役、带病运行，尽显疲态。在一些地方，水利基础设施“留不住水”，成为这些地方抗旱中“最头疼和无奈的事”。因而，即便是“水乡泽国”的湖南、江西，也同样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水危机”。当“50年一遇”的特大旱情不期而至时，尽管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不惜消耗大量的人力、资金和能源，比如调动大量的抽水机来抽水浇地，或临时打井开发水源，却常常是“捉襟见肘”，力不从心，收效甚微。
    造成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的原因，一是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内，国家对水利设施的投入过多地青睐大江大河，许多地方用于抗旱水利工程的投入，还停留在“一亩地一元钱”的低水平，致使许多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无法承担特大干旱风险；二是有限的资金没有管好、用好，在很多时候成了一些领导装扮门面、应付评比的政绩工程；三是农村实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后，农田水利灌溉以小农小户为主导，集体经济的管水组织不复存在，“重建轻管，重用轻护”现象比较突出。特别是取消农民“两工”制度后，少见农闲时组织劳动力对农田水利设施进行整修；四是种粮利益低下导致农民不愿意进行水利投资，也难以投资……
    除此以外，人们对预防旱灾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众所周知，水灾、雪灾、火灾等灾害，往往来的快，去的也快，且一般发生范围不会很大。而旱灾虽然没有地震那样的山崩地裂，没有洪灾那样的惊涛骇浪，也没有火灾那样的熊熊烈焰，在一般情况下也不会造成人员死亡，但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较大，同时人们在“不温不火”的灾情面前，容易滋生靠天等雨的意识和松懈麻痹的思想，以“不会死人”而能“捱”则“捱”，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了抗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抗旱工作的投入。
    罕见的旱灾让我们猛然清醒理解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它暴露出来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严重“透支”——水资源的粗放利用问题，不仅给国家“四万亿”投资计划提了个醒，也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敲响了一记警钟。如果掉以轻心，将直接威胁着我国的粮食安全和群众生活。面对如此严峻的情势，加大对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的投入，及时还清历史上的水利建设欠账，完善抗击旱涝灾害的能力，做到未雨绸缪、心中有数，不仅事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事关农业和农村现代化，事关全面小康、改善民生与和谐社会构建，事关国家粮食安全，也事关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
    让人欣喜的是，中央政府高度关注此问题，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去年底，随着中央4万亿元经济刺激方案出台，并在年前先期下达1000亿元的投资，水利部表示将安排30亿元用于粮食主产省208处大型灌区的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新近出台的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提出了“两个大幅度”的要求，即大幅度增加对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专项资金、大幅度增加对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的投入力度。
    期盼各级地方政府此次旱情为警示，尽快建立长效机制，把加大农业水利基础设施投入当作“四季歌”唱响、唱好，真正摆脱“靠天吃饭”困局，增强农业、农民和农村的抗灾能力，确保粮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