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创业的经济门槛、技术门槛和信息门槛等往往比在农村创业要求低得多。城市文化已经并且仍将对移民二代、三代形成“根的记忆”、“根的向往”、“根的吸附”，他们即使在城市失业也再不可能“挥之即去”。

　　2月10日《南方农村报》报道，即使工资相同，广东第三代农民工(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生)宁可在珠三角失业，也不愿回乡工作，导致一些乡镇企业招不到人。许多农民工年未过完就开始返城，他们认为珠三角比家乡更精彩，出去发展更有意义。
　　而第二代农民工的状况大同小异。据2月8日《南方日报》报道，第二代农民工多半不愿返乡，已“习惯城市不会种地”了。消息来源是广州市公安局的抽样调查，发放问卷9万份，回收80117份。
　　全球金融危机使国内就业矛盾突显，许多专家学者和城市管理者期待农民工“返乡创业”。“返乡创业”固然是一个解决就业的重要渠道，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无论是创业或就业机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农村都要比城市少。
　　以中国人均不足一亩地的耕地资源和农业收益，很难承载几千万农民工返回土地。在很多农村，种粮等农业已然成为农民的副业。自主创业方面，交通物流体系、金融信用体系、信息体系、劳动力市场、文化娱乐等，农村都要比城市落后得多，某些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出现问题，农民工创业需要支付的法律与行政成本也远高于城市。即使没有像大半个南中国雪灾或大半个北中国大旱这样的天灾，在农村创业也远比在城市创业成本高见效慢。众所周知，投资农副渔业周期长，农村人口少，资金周转慢，因此要求一定的规模才有效益；而城市则因为人流量大，资金周转快，倒更适合小本经营。因此，在城市创业的经济门槛、技术门槛和信息门槛等反而比在农村创业要求低得多。
　　如果说第二代农民工的就业与创业选择，还大多受制于单纯的经济与制度环境，那么第三代农民工的就业与创业选择，则已经更多地与文化因素紧密相连。即使工资相同，即使大中城市生活成本比家乡的小城镇更高，不少第三代农民工也不愿意留在家乡工作，更愿意到珠三角等大中城市发展。这正如阿根廷的法律教授玛里亚诺·格龙多纳所说的，经济发展是一个文化过程，短期的经济行为可以用经济逻辑来解释，长期的经济行为，经济逻辑解释不了，一定会进入文化逻辑。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是如此，文化价值观决定经济发展的程度。也可以说是文化环境，决定了第三代农民工的选择。“故乡没意思”，已是绝大多数第二、第三代农民工的共同感受。
　　因此，面对这一波的金融危机，面对还未见底的农民工失业潮，有必要重新审视过去“只有土地和高楼的城市化，没有人的城市化”的发展模式，有必要重新审视以为农民工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并把土地视为农民“最后屏障”的传统观念；有必要重新把就业和创业的重点，从乡村放回到城市中来，面朝城市，中国的就业问题才会迎来真正的春暖花开。
　　同时，鉴于城市文化已经并且仍将对移民二代、三代形成“根的记忆”、“根的向往”、“根的吸附”，他们即使在城市失业也再不可能“挥之即去”，政府部门要重新审视和修正大中城市的发展政策，包括教育和户籍政策，而不是继续维持城市壁垒，怕人们进入大中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