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中国曾遭到过美国前财长保尔森的不恰当指责，称“中国高储蓄是世界金融危机根源”，而刚上任的新财长盖特纳更是火上浇油。在最近提交给美国参议院的书面证词中，盖特纳给中国贴上了“汇率操纵国”这个标签。对此，多数论者从危机责任这一角度展开反驳。事实上，责任谁属自有公论，汇率领域正本清源的举措才是更好的回击。

　　稳定汇率仍为中国首选

　　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中国要实现汇率和金融市场完全自由化，需要非常精细复杂的经济金融体系作为制度配套。在中国的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仍处于发育期的阶段，实行资本控制和利率管制是理性的和必要的。特别是在目前国际金融体系频繁动荡的阶段，中国贸然放松金融管控将可能不仅给中国自身，而且给世界带来新的灾难。
　　中国宏观经济的有关数据显示，2008年开始，经济减速、贸易回落、消费滞胀等已经开始显现，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一轮调整期。宏观的财政刺激和微观的支农惠农等政策都表明，中国希望以内需启动来渐次替代外需。已有学者评估，“如果中国的财政刺激政策能够成功地将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恢复到2003年的水准，同时使投资比重保持在2004－2007年的水准，则中国的贸易顺差将会消失。”这当然是非常理想的情境。不仅中国可以摆脱以贸易“吸金”的指责，且可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平稳转型。
　　但或许多数人会忽略，在这一情境实现之前，中国外贸部门其实仍需要一个平稳的汇率环境支持基本生存需要，惟其如此，“成功过冬”的外需部门才可能“向内转”。

　　深化合作可消除歧视

　　当然，中国政府已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投入了颇多心血，例如，多数人都注意到，与人民币汇率挂钩的“外币篮子”种类其实已较改革之初丰富得多。但在下阶段，中国也需要为充分排除误解，在深化国际协作方面多下工夫。
　　首先，可考虑对“外币篮子”的构成与比例进行更及时、更公开地调整。随着贸易伙伴国序列的变动、对外经贸交易权重的调整，我国也宜从需要出发，提升或者降低某一外币在人民币汇率挂钩“篮子”中的比重，并在调整过程中保持足够的透明度，这将更有助于外部理解人民币汇率走向理由。
　　其次，可考虑将汇率、利率、就业率等指标正式纳入宏观调控目标集合。此前，我国政府多采用以内部经济指标影响汇率的方式，以致将汇率调控目标虚化，外界无从了解中国的真正利益诉求，以致将所有国际间的不利波动统统归咎于中国。宣示中国经济调控目标，将有助于明确政府间协作的希冀并消除误解。
　　最重要的是，中国在经济增长方式“向内转”、外贸出口能力收缩的同时，也宜适度提高“中国需求”的吸引力，以适度转移外部对中国出口以及人民币汇率等具体问题的关注。例如，中国本轮经济刺激计划中对医疗保健与教育支出上升将可能意味着将来对美国教育、德国医疗、法国交通、日本环保、西班牙节能等产业的潜在需求大幅上升。从此出发，我们有必要告诉世界，中国决非意在以操纵汇率获得蝇头小利，而是在推进脱胎换骨的新经济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