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以来,工业增加值、发电量、企业利润、铁路货运量、出口金额及实物量等诸多宏观先行指标急剧恶化,经济运行呈现出危机前的调整特征,国家随即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政策。对此,笔者以为可作以下一些思考。

　　客观确定经济增长目标

　　笔者以为,面对改革开放30年来少有的严峻复杂局势,果断组织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加以应对是完全必要的。但在此政策基调下,也要“瞻前顾后、左顾右盼”。
　　历史上其他经济体采用积极财政政策有成功的经验,如日本在两次石油危机期间的调整政策等;更有失败的教训:罗斯福新政并没有挽救危机,最终起作用的是二战的备战;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欧滞胀的原因之一就是财政的过度扩张。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在应对金融机构倒闭风险方面的态度,远比通过财政扩张拯救经济更为积极。这其中,除了议会政治因素外,更为重要的是,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对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力存在争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相信,从长期看,经济总是在波动中向前发展,违背基本经济规律、过分强调通过凯恩斯主义的方式熨平经济波动,会带来一系列复杂后果。
　　总体看,发达经济体本轮财政扩张有以下特点:一是力度普遍较小,无论是日本的23万亿日元计划,还是欧盟的2000亿欧元计划,其对GDP的占比都很小;二是目标有限,奥巴马当选后立即着手降低公众对新政府的期望,提出的目标仅是三年中新增250万个就业岗位,德国拥有巨大财政盈余,但一直在财政扩张方面态度谨慎;三是领域相对集中,除了教育、医疗等政府投资领域外,美欧都将节能减排、绿色经济作为扩大支出的重要方向。
　　在如此严重冲击面前,我们恐怕也没有能力大包大揽,只能以“在一定程度上平缓经济下行曲线、完成某些领域的调整任务、改善民生的某些方面”为政策目标。

　　把保就业放在更突出位置

　　经济增长目标不同于就业目标。近期,在出口金额增速下滑的同时,出口实物量下滑更为严重,而出口实物量与就业的关系更为密切。东部沿海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吸纳了大批低技能产业工人。目前,外出务工人员纷纷返乡,春节后矛盾可能会集中爆发。
　　上述结构性、区域性失业问题,无法通过“保8”或“保9”来解决。大型基础设施投资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无法抵补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裁员带来的失业增加。
　　因此,积极财政政策应更加准确、更加有力地集中在能够稳定现有就业岗位、创造新就业机会的环节。
　　可以考虑一些新的做法,如,延长春节等各类假期;政府与企业共同承担成本,鼓励企业以放假的形式维持与员工的劳动关系,避免大面积裁员;对于沿海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内迁至外出务工人员主要输出地的指定园区,继续予以所得税优惠等。

　　不能简单复制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模式

　　当前局面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之后的形势存在某种相似性,但当前局面远比1998年严峻复杂。
　　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手段比较单一,主要通过增发国债,用于扩大基础设施领域投资。主要投向为农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城乡电网、直属储备粮库、经济适用房等六方面。当时没有实施大规模减税政策,仅通过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调整进口设备税收和清理整顿收费等措施,支持出口、吸引外资、减轻企业负担。
　　从国际经验看,发达国家,往往以减税和扩大政府支出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发展中国家,往往强调政府投资的效能。
　　政府投资的好处在于可对增长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缺陷在于作用范围狭窄,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减税政策作用范围广泛,更为公平,在结构调整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扩张较慢。扩大支出政策在周期、范围、效率三个方面介于政府投资和减税之间,实施的难度在于如何选择支出的领域,既要保证一定的覆盖面,提高支出的公平性,又要避免“撒胡椒面”,起不到应有的效果。
　　这决定了当前不能简单复制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模式。一是经济总量已经今非昔比。1998年1000亿元国债约占当时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5%。若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按照20万亿元估算,按3.5%的比例,财政需投入7000亿元,接近中央财力的上限。
　　二是政府对诸多领域的投资效益堪忧。与1998年相比,当前我国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情况已经大大缓解,同类投资的边际经济和社会效益也必然有所下降。从地方和部门提出的投资规划看,虽然多数项目具有经济和社会效益,但与民生领域中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相比,其中仍然有一批项目眼下可不建、可缓建和可小建。
　　三是民生问题更加突出。在社会财富总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中低收入阶层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基尼系数从1998年的约0.39上升到2007年的0.48。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均等,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某些矛盾积重难返。在正常收入分配机制失灵情况下,新经济财政政策必须在政府直接投资的同时,通过税收、补贴等方式,更加直接地作用于民生环节。

　　统筹考虑对外经济政策

　　应一分为二地看待出口下滑局面。一方面,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是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在现有汇率制度下,不能既由财政在出口环节补贴国外消费者,又由央行在外汇储备环节承担损失;另一方面,出口在增长尤其是就业方面的作用短时期内无法替代,必须调整部分政策,为出口创造一些条件。由于构成GDP增长的因素是净出口,有必要将进口替代战略,放在与鼓励出口同等重要的位置。
　　构成外汇储备实质性损失的是美元的实际购买力。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国债的走强是美联储降息和市场风险偏好变化的短期结果。美联储实行几乎零利率政策之后,已经没有常规货币政策手段,下面能做的事情一是通过通货膨胀缓解国内债务链条;二是通过对其他货币贬值刺激美国出口。这可能对我国外汇储备造成显著影响,管理当局对此应有所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