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负增长”突然降临,GDP以出乎意料的速度滑向低谷时,判断经济将滞,并按过去经验出台刺激政策,都不是难事。但准确分析各微观主体和各种经济结构的变化轨迹,并提出适时有效的对策,甚至预料未来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冲击,并事先做出应对安排,就比较困难了。

　　当前真正检验政策优劣的标准,笔者以为应当是政策的微观基础和政策的时滞性。首先是时滞性问题。中国经济的投资、出口、消费和技术进步四大动力,后两者长期较弱,出口已“负增长”,企业投资意愿明显下降,因此,未来几个月中,对民间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刺激需要尽快出效果,也即政策的时滞期越短越好。其次是微观基础问题,即宏观政策必须对微观行为主体产生实质性作用,也就是说调控政策必须随微观主体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而适时变化,否则不是起不到效果,时滞期会被拉得更长。
　　在投资方面,当前投资增长主要寄希望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和企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由政府庞大的支出计划主导,但与十年前相比,其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已有很大下降,因为十年前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还带动了一系列相关产业的新增投资和扩建,但这些相关产业在后来基础设施建设放缓后已出现大量产能过剩,现在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重启,也基本上是在消化过剩产能,再带动相关产业新增投资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这也就意味着,仍把拉动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于基础设施建设上,已不再可靠。这同时也给其他方面的刺激政策提出了更高要求。实际上,房地产投资也存在类似情况,即使在成交量很大的前提下,房地产建设的拉动效应也不如以前。更何况,当前由于大部分地方政府的稳楼市和托房价政策,使房地产市场很难走出价格博弈的焦灼状态,也就人为地拉长了政策的时滞期。
　　在消费方面,增加转移支付和增加部分群体收入,并以此刺激消费增长,是当前的主要思路。但负面影响仍然很多,如失业人数在增多,企业员工收入增长停止甚至绝对下降,经济的不确定性等,这都在抵消增加转移支付和刺激消费增长的努力。近期储蓄一直保持较快增长就是一个明显信号。
　　因此,为了使中国经济在未来几个月尽快摆脱下滑趋势,我们得去继续寻找更有效对策,或者改进现有对策。其中重要一点就是,需要仔细分析和预测未来几个月中是否存在有利因素和转机,并能合理利用。同时,还必须分析和预测可能存在的不利因素和不确定冲击,并事先做出对策安排予以化解。
　　目前,最大的不确定在于春节对刺激消费和经济增长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一方面,春节是中国人食品、服装和日用品的消费旺季,加上扩张性的财政转移支付和货币政策等使购买力增加,可能会消化大部分工业品库存,但同时助推食品价格上涨,如果考虑今年冬季偏冷和其他可能的不确定自然因素使食品供给偏紧,那么由食品价格上涨所带动的结构性通胀将可能再次出现。另一方面,春节后往往会形成消费低谷,尤其在服装和日用品方面,而对食品的刚性需求却不会下降,因此,很可能节后会形成工业品库存增加和食品供不应求的结构性紧缩和通胀并存的局面。这种并存局面最容易打击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如果现在不事先采取对策,到时匆忙以更大力度的需求管理和政策扩张来应对,很可能反而加剧通胀,使滞胀进一步恶化。
　　笔者判断,为尽可能避免结构性滞胀,除了采取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稳定出口、增加收入、大力促进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等措施之外,还需要采取以下几项对策:一是争取在最短时间内使房价下降至合理水平,然后释放“房价已处于合理水平并不会有较大波动”的信号,从而尽快放大成交量,使巨大的刚性需求转变为现实消费。二是在春节前就准备和组织蔬菜种植和家禽养殖,以备节后供应和满足需求。三是在二月的节后消费低谷期发放日用品或耐用消费品（不包括食品）的购物券,以此为大量制造企业提供一个全年生产经营的初始市场动力,并把有限财政用在最有效环节。四是可考虑补贴城乡居民的家庭装修,既包括新房装修也包括旧房装修。装修业涉及众多行业,带动性很强,也是一项改善民生的工程,收入约束较小,启动较快,可以作为年初刺激消费需求增长的重要措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