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的议论已有数年，去年12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广东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与港澳地区、广西和云南与东盟的货物贸易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更使这个话题陡然升温。然而，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热烈的心和冷静的头脑缺一不可，我们的期望必须适度。
　　这种适度首先体现在对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期望上。在次贷危机冲击之下，美元本位国际货币体系的严重缺陷再次暴露无遗，主张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再度高涨，从长远来看，人民币国际化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然而，改革国际货币究竟要怎样改？转而实行金本位或是商品本位？货币体制发展到信用货币阶段，除非人类社会遭遇毁灭性灾难，否则绝无可能返回金本位或商品本位，在可预见的未来，无论国际货币体系和国家货币制度如何演化，它必然仍将是一种信用货币体制。尽管日元和欧元背后有仅次于美国的经济支持，但一种国际货币必须是主要影响别人而不是主要受别人影响，而这回次贷危机中出现了“山姆生病、日欧吃药”的现象，日本、欧盟反而先于美国正式进入经济衰退(即GDP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足以说明日欧还远远不足以取代美元国际货币地位，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更需要较长历史时期才能逐步确立和推广。我们可以在口头上把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目标定在100，但内心确定的真实中短期目标底线是60，口头上的高目标作为向对手施加压力的手段；我们可以在口头上为“仅仅”得到80而痛哭流涕，诉说这样的结果是何等不公，私下却为所得超过底线20而弹冠相庆。在国际谈判中，这样的技巧必不可少，但我们内心不要把100错当成我们真实的中短期目标，从而举措失当。
　　人民币国际化需要解决众多具体的技术性问题，这一点进一步告诫我们需要时时刻刻抱着冷静的头脑去热烈追求目标。一种货币在其升值时期更容易为他国居民、企业所接受，但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国际投资者在弥补亏空、偿还到期负债双重压力下的资本回流操作令人民币在当前一段时期内承受着对美元的贬值压力，尽管对欧元和英镑相对强势，这样一种局面对人民币国际化是个阻碍。
　　而且，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是人民币流出足够数量，且不提巨额人民币境外流通对我国货币政策运作带来的新挑战，由于人民币外流的主要渠道应当是对外投资和进口，换言之也就是可能对中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收支造成逆差，人民币在其国际化进程中迟早必定会遭遇“特里芬两难”。如何解决？我们必须未雨绸缪。
　　即使不考虑宏观层次上的“特里芬两难”，在微观层次上，要通过进口、投资、援助等策略打破新兴市场贸易伙伴的支付能力瓶颈，也会产生一些新的风险，新兴市场债务人的信用风险就是其中之一。向新兴市场经济体发放信贷需要冒较高的信用风险，恶化我国贷款人的资产质量。应对信用风险的措施有事前措施和事后措施之分。传统的事前措施是为信贷索取高额的风险溢价，即收取高额利息，以及索取高额抵押。然而，这样做将削弱债务国的借贷能力，抑制其经济增长潜力，与我们增强该国支付能力的初衷相悖。为此，我们政府和金融机构应当分别积极参与官方国际债权人的巴黎俱乐部和私人债权人的伦敦俱乐部活动，利用其相对完备的国际债务重组机制降低信贷的不确定性，从而遏制信贷成本。与此同时，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权债务重组机制已经沉寂了一段时间，但我们仍应对其保持密切关注。另外一种事前措施是提高对新兴市场贷款的信用等级，我们可以探索通过国际金融组织的中介职能达到这一目的。具体做法就是允许亚行、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等国际金融组织进入中国国内资本市场融资，所得资金投向新兴市场贸易伙伴国的项目。这样做的优点在于：能够提高贸易伙伴的支付能力；将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的低信用等级债权转化为对国际金融组织的高信用等级债权，债务倒账的风险降低；促进我国债券市场发展，丰富我国国民投资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