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一百年前,米塞斯、哈耶克、熊彼特等众多奥地利经济学家发生了一场论战,中心问题是应该拿什么标准评价经济理论。论战最终以熊彼特胜出告终,他为经济理论提出的评价标准是:经济理论不分好坏,不分善恶,最恰当的区分是好用还是不好用。这个评价类似于黑猫白猫标准,也类似于对自然科学理论的评价标准,不能笼统地说牛顿力学好还是不好,更不能说这个理论是善还是恶,恰当的标准是这个理论就当时的情况看对认识和解决问题是不是比其他的理论更好用。
　　今天,我们都在用西方中级教科书上的宏观经济理论分析中国经济的严重下滑,需求分析主导了视野,出口和投资需求锐减被认为是此次经济严重下滑的主要原因,对策是扩张财政和宽松货币政策两个扩张总需求的利器。被世界各国使用了几十年的需求分析自然有其强大的生命力,但是这个理论对于理解和解决当前中国非常独特的宏观经济问题是否一定最好用？换个角度看问题不是坏事。下面,我们从供给角度理解此轮中国经济的严重下滑,以及与供给方解释相对应的政策。从供给角度分析问题,并与需求分析展开对比,希望可以找到结合点,丰富对当前问题的认识,更好地服务于决策。

　　特立独行的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非常独特。从供给角度看,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中国工业占GDP中的比重不仅大大高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也高于当初美日韩等国的重工业发展阶段;与此相对应的是非常低的服务业GDP占比——只有41%,这个指标的世界平均水平是59%,发达国家超过70%。从需求角度看,私人消费在GDP中的比例不到40%,与中国同等收入水平国家大概在50%~60%,发达国家在70%。
　　这一系列数字背后说明了什么呢？举个计划经济时期的例子可以帮助理解。计划经济时代常见的增长模式是集中力量大炼钢铁,炼出来钢铁用不掉,就用钢铁建造新的炼钢厂。短期内,会看到很高的经济增长,重工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在一定的资源限制下,某些商品的持续生产过剩同时意味着其他商品的供应不足,因此一方面是钢铁相关产品严重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是其他很多商品或者服务供应严重不足。如果消费者在钢铁相关产品和其他商品的替代性很弱,总的实物消费在实物产值中的比重（相对于平衡发展）下降。
　　还有一点不易被察觉的是,由于经济资源过度流入资本密集度高的重工业部门,收入分配会朝着有利于资本但不利于劳动的方向倾斜,全社会的利润/工资比率上升,考虑到利润远小于工资带来的消费增加,这会加剧消费不足和消费在GDP中比重的下降。对城市化过程尚未完成的国家来说,由于城市工资增长受到限制,这还遏制了农业向城市的就业转移。
　　在2002~2007年中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这个大家都看好的时期,中国的工业/GDP比重持续快速上升,净出口/GDP比重快速上升,消费/GDP比重持续下降。这不得不让我们对这个所谓“好”的时期产生怀疑。如果我们的目标不是GDP,而是回到经济增长造福百姓生活这个初衷,过去5年的经济发展至少没有表面数字看上去那么好,因为与高速增长相伴的供给方出现了扭曲,生产方和国内需求方出现了脱节。由于过去累积的供给面结构扭曲,还带来了收入分配恶化、城市就业机会减少、环境和能源压力增加、对外依存程度提高和中国经济骤然减速等一系列问题。供给面的结构扭曲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虽然被反复提到,但是其危害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结构调整目标屡屡让位于短期的经济增长目标、利润目标和部门利益,结构问题被不断地积累和放大,直到今天被迫发生调整。

　　结构扭曲放大了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2008年8月份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骤然减速,GDP、工业生产总值、出口、发电量增速等众多指标出现了几十年来鲜见的严重下降。即便扣除了一些季节和偶发因素的影响,下降幅度也是异常严重。考虑到中国经济在2007年出现了过热,今年经济向下调整并不意外。问题是为什么下降如此严重？
　　同样的外部冲击,扭曲的经济结构会做出更大的反应。中国过去5年资源流入最集中的地方是重工业、机械制造和房地产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资源大量流向这些部门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是否过度流入,中国是否应该如此迅速地增加钢铁为代表的金属产品以及机电产品的相关投资和产能？比较医疗、卫生、教育、铁路、环保等其他同样亟待发展的领域而言,过度将资源集中在房地产和重工业部门是否与需求方匹配？事实表明,资源过度流入工业部门所积累的产能显然无法被国内市场消化,后果是过度依赖出口市场和过度进口替代。短短几年的时间,中国的贸易顺差占据GDP的比重从2002年的2%一路上升到2007年的8%。一旦外部需求发生变化,过度依赖外需的国内工业部门必然相应调整,过高的工业占GDP比重意味着经济经历大的调整。
　　过度出口和过度进口替代带来了贸易顺差的飞涨,流动性泛滥和人民币升值预期接踵而来,房地产价格泡沫在所难免。过度的房地产投资不仅造成了过去两年的经济过热,而且积累了过度的生产能力（包括庞大的产业链）。过去5年,中国住宅投资在GDP中的比重不断攀升,从2003年的不到8%上升到2007年超过10%。过去将近100年当中,日本和美国的这个比重最高也不过7%和8.5%。如此重度依赖房地产投资的后果是一旦周期发生转向,庞大的生产能力立刻凸现严重过剩,加剧了当前经济的向下调整。
　　加剧调整幅度的因素还包括库存调整。工业和房地产部门都积累了大量库存和未销售房产,一旦面临需求不足,首先发生的是库存调整,对于经济活动而言,库存调整意味着投资和正常的生产停滞。以发电量为代表的与生产密切相关指标的增长率出现几十年罕见的严重下滑不足为奇。如果我们经济中占据更大比重的是服务业,库存调整带来的冲击会低很多。

　　激励机制的扭曲造成了经济结构扭曲

　　经济供给面结构扭曲的背后是激励机制和政策扭曲。回顾过去十多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符合政府和企业家利益的交集是GDP、利润和税收的高增长。为了实现这些增长指标,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工业部门增长的政策。低估的汇率、对制造业类型企业的众多优惠措施（特别是对于制造业类型外资企业的众多优惠）,难以贯彻的环保和劳动保护标准等等,这些政策让出口和进口替代的相关投资获得巨大利益,吸引社会资源过度流入。
　　与此同时,医疗、卫生、社保、教育、铁路等服务业部门多年来难有起色,劣质高价的服务与社会日益提高的需求形成鲜明反差。私人部门也看到了这些部门的需求缺口和其中蕴藏的巨大投资机会,但是苦于高企的进入门槛难以进入。即便进入了这些部门,也往往因为行政力量的干预和诸多价格方面的管制让私人部门难以成活。

　　好的转变从改善经济供给面开始

　　从供给面看待当前的经济下滑,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结构失衡,资源过度流入工业和房地产,医疗、卫生、社保、教育、铁路等服务业部门发展不足,造成了生产方与需求方的脱节,并因此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后果。在外部冲击的考验下,当前的经济骤然下滑集中反映了结构性问题在放大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不仅如此,如果经济结构不尽快改善,内需不足将会持续,对外依存度还会提高,经济增长与福利改善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中国的经济增长最终会丧失动力源(600405,股吧)泉。
　　解决供给面的结构性扭曲,主要依靠三方面的政策改变。首先是放松服务业部门的市场准入,特别是在医疗、社保、教育、交通、快递、通讯、金融等服务业部门放松管制,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其次是让以汇率为代表的价格尽快恢复到市场力量供求决定的价格水平上,通过市场化的汇率价格调整资源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合理分配。最后是增加政府在卫生、贫困人口生活保障以及众多公共产品性质的服务供给,弥补市场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不足。
　　基于供给角度的分析与基于需求角度的分析在政策涵义方面有一致之处,在侧重点上也有差异。一致之处在于增加对卫生、基础教育、社会福利保障等民生等方面的投资,这些措施兼备提高需求和改善供给的效果。侧重点差异在于如何对待出口（或者整体工业部门）和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出口和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恰恰反映了以前的过度发展,缩减过剩生产能力在所难免。政策需要重点关注的不是让过剩的产能延续下去,而是尽量平稳过渡,为出口和房地产相关行业退出的劳动和资本需要找到新的出路。与其拿500亿资金做出口退税,不如利用这些资金帮助工人的工作技能再培训和失业基本生活保障。500亿的出口退税大部分补贴的是国外消费者;如果用在国内,500亿资金可能撬动5000亿（假定10%的坏账比率）的助学贷款、消费信贷,即便在短期内对刺激消费的作用也可能更大。与其采取政策保护出口和房地产,不如开放新的投资领域,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潜在投资机会远大于当前供大于求的房地产和出口行业。
　　改善供给和扩张内需有很多结合点,如果能围绕这些结合点推进政府部门相关激励机制和政策的改革,这次的经济下滑奠定了下一轮发展的机遇。如果政策重点是一味地保护GDP增长,不能有效地解决供给面的结构性失衡,中国经济即便在明年有些恢复,新一轮的发展也难立见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