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半年以来，在国际经济环境影响下，国内经济困难明显增多。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也适时从“一保一控”转向“保增长”，并明确提出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然而，近期披露的宏观经济数据表明，未来经济增长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保增长的难度与日俱增。应适时调整保增长的重心及落脚点，实现方向性的转变。
　　宏观经济数据的利多走势，并非经济触底信号，反而加剧了人们对宏观经济“硬着陆”的担忧。首先，贸易顺差屡创历史新高，凸显的是内需急速下滑的无奈。数据显示，11月份实现贸易顺差400.9亿美元，已连续4个月创下历史新高。但当月出口及进口增速分别出现2.2%和17.9%的负增长，不仅为年内首次负增长，出口更是2001年6月份以来的第一个负增长。也就是说，在国际金融危机快速蔓延及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背景下，内需下滑的严重程度要远高于外需。
　　其次，CPI同比增速降至较低水平，通缩压力加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4%，涨幅较上月回落1.6个百分点。CPI月度数据的继续走低，除了翘尾因素的逐步消失外，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出现拐点也是重要的催化剂。从月环比来看，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较上月下降0.8%，已连续第二月环比下滑。不难看出，居民消费价格基本上已步入下行通道，通缩的可能性正日益加大。
　　第三，PPI大幅走低，进一步验证了市场需求加速萎缩的困境。11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2.0%，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4.7%。不难看出，上述价格波动基本上为需求加速回落所致。即便是OPEC连续多次宣布大幅减产，国际油价还是毫不理会，不足5个月每桶便跌去了100美元。在上述背景下，企业成本虽有所下降，但盈利预期却因存货及应收账款增加而持续恶化。
　　针对日益恶化的宏观经济基本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要着力在保增长上下功夫，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把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作为保增长的强大动力，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此看来，保增长的重心应实现以下两大转变。
　　第一，果断放弃对外需的幻想，从提振内需上下功夫。从进出口数据来看，11月份贸易额已降至2000亿美元之下，基本上反映了上半年欧美及日本等主要贸易伙伴经济下滑的现实。然而，进出口数据对宏观经济景气度的反映比较滞后，9月份之后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陷入衰退的负面影响，要到未来3-6个月才会逐步体现出来。因此，对外贸易的规模还会进一步萎缩，出口及进口增速的下滑也仅仅是开始。11月中旬国务院决定，在今年下半年两次提高出口退税率的基础上，从12月1日起进一步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和其他受影响较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涉及约3770项具体商品。近期，市场还对人民币主动贬值抱有相当预期，目的还是为了保持外需的基本稳定。至少现在看来，外需的持续下滑已成定局，过多关注外需反而会忽视对保增长最有效的内需提振，从而失去保增长的强有力支撑因素。
　　第二，刺激内需不应过多依赖供给管理，应从源头上解决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两大问题。自宏观调控转向全力保增长以来，国家适时公布了4万亿元投资计划，央行也放宽了对商业银行信贷额度的控制，并采取一次性大幅降息108基点的强有力措施以及多次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不难看出，上述保增长的举措大多着眼于市场供给，对终端的消费需求重视不足。其中4万亿元投资计划大部分为民生、基建、三农等工程，核心还是为内需创造较为宽松的供给环境。当然，规模庞大的投资计划也是拉动内需的一个方面。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及放宽贷款额度控制，明显从供给的角度出发，为市场注入更多的流动性。大幅降息虽有助刺激企业的贷款需求，但政策的传导周期较长，短期内难以见到成效。而真正制约内需的两大前提，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却并未提到战略高度。
　　因此，笔者建议，除了扩大财政支出的覆盖面和加大力度外，还应该重点完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从根本上扭转我国持续高储蓄率的局面，激活广大居民最基本的消费需求。在财税政策方面，实施大规模的减税计划，甚至推出消费抵税或减税计划，最大限度释放可支配收入的消费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