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改革开放30年振聋发聩的硕果之一，历史毫无疑问已把中国证券市场的强劲崛起浓墨重彩、铭刻在册。笔者因缘际会成为中国证券市场这一阶段的同路人，见证了它的诞生、学步、发育与成长———由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婴儿到英姿勃发的强健青年，期间所经历的几多风雨、几多曲折，抚今追昔不由感慨良多。

　　成绩当然是世所公认、有目共睹的，值得赞扬，也有理由欢庆。但一路走来的颠簸与教训，更值得我们记取与剖析。无须讳言，这些年来证券市场在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它的早、中段———曾经走过多少弯路，甚至摔过大跤（典型如8.10申购新股风波）。追本溯源起来，无不与我们彼时对证券市场的认识不足密切相关。
　　应该说，囿于多年特定的历史背景，开创股市与建立交易所的先行者，作为首批吃螃蟹的人，是需要相当大的理论勇气与甘冒风险的实践精神的。冲击来自要在旧有的、由封闭多年的苏联经济模式浇灌的冻土层上，移植来自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土地上的股市，从而使风险不仅带有经济上的，更是政治上的色彩。也就决定了引入股市时总是要小心翼翼的给它打上这样那样的似乎是“社会主义”的印记，以此试图与资本主义的股市划清界线。反映到制度安排上，一个明显的例子，便是在为免国有资产流失的思想指导下，设立股权分置的藩篱，禁止全流通；又将融资融券的交易制度与股指期货视同助长炒作投机的洪水猛兽，拒之不纳，长期摒弃在外。
　　哈耶克曾经说过：好制度是无意产生的，人设计的制度不会是好制度，所谓制度创新一定是创造一个坏制度。哈耶克此言看似偏颇，思之却是大有深意。股市诚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应运而生并在其合乎历史逻辑的发展中自然而然的形成了它的一整套制度的，也正因如此，它并不为资本主义制度所专有。而正如邓小平谈市场经济时所说过的：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问题在于我们用的时候，不要轻易去除那些以为我们不适用、不能用，实质上却正是股市客观规律所造就、所要求的那些基本元素。实践表明：正是全流通问题，使得中国股市所背负的历史包袱越来越沉重，以致最终不得不进行股改。而缺乏信用交易制度及股指期货，令市场失去了自我制衡的功能，反而催生了颇具中国特色的单边市，令多年来的A股市场投机程度之烈每每居世界前茅。假如当初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也再迈的快一点，从一开始就果断引入做空机制，这样在市场自身力量的制衡下，相信反复困扰中国股市、令管理层头痛不已的大起大落的走势将会缓和的多。
　　制度问题，说到底是规律问题。对股市规律有什么样的认识，就会相应有什么样的制度。从刚开始时对股市规律的全无认识，到后来逐步的有所认识，是需要一个漫长的、也是必不可少的复杂过程的，期间甚至不得不付出痛苦的代价。然而即使直到今天，也不能说从上至下大家对股市的规律认识的差不多了。随手举一个例子：机构投资者特别是基金，被一直视为是能有效熨平市场投机波动的稳定器，但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大量的中外史例证明（包括这次的金融海啸）：在贪婪与疯狂这一点上，机构（无论大小）与中小散户并无两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多时候，正是由于机构的兴风作浪，使得股价偏离价值的波动不是缩小而是加倍被放大了。这是由股市最核心的规律———博弈规律所决定的。因为机构本身亦听命于利益驱动，亦为生存的压力所驱使。
　　自成立沪深交易所至今，算起已近廿年了，想当初摸着石头过河、时刻做好关门的准备，到今日已是另一番境界。但总结经验，客观的说，存在而亟待解决的问题仍多，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旅程也还长。如何继续完善制度，做到真正把握规律，对于中国证券市场所有的参与者来说，仍然是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