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用搞运动的方式“拉动内需”
    2008-11-25    陈季冰    来源:中国青年报
    很少见到一项中央政策,像“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这样,受到地方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如此万众一心的热烈响应。原先的“严格控制基建规模”,转变成一个个建设项目立项、开工。一场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海啸,让中国的经济政策作出适时调整。危机似乎很自然地转化为了机遇,而加大政府的支出,被许多人看成是“扩大内需”的诀窍。以政府投资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辅之以行政命令保驾护航,这就是地方政府最擅长的“发展”的经济办法。强大的路径依赖以及附着在这一模式之上的巨大利益,决定了这一方法百试不爽。中国目前的地方政府普遍带有强烈的“公司化”倾向,以往人们广为争议的所谓“经营城市”的理念,正是这种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生动写照。对一家公司的经理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董事会鼓励他们加大投资和扩张(说到底也就是多花钱)更称心满意的事情?一些因不符合规定而受限的项目,很可能假借“扩大内需”之名被放行,这不免让人忧心。
    搞经济毕竟不能用政治运动的方式,违背了自然规律的“大干快上”不仅不会取得任何真效,还会贻害无穷。在这方面,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是吃过许多大亏的。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城市化和人口转移等,都需要相当长时间的自然演进过程,合理的政策可以因势利导地助推这一过程,并减少经济转型过程对社会带来的副作用,但不能一蹴而就地跳过必须经历的任何环节。就拿中国未来具有广阔前景的城市化来说,一个地方政府可以调动许多经济和政治资源圈农民的地、拆农民的房,建许多开发区,并把农民户口转变成城镇户口,但该地区目前的经济基础、社会发展水平却注定承载不了如此剧烈的“转移”。也就是说,城市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非农就业岗位,容纳那些变成了“市民”的农民。即便有岗位,也不是那些缺乏技能的“新市民”所能胜任的,他们最终会成为在物质和精神上与城市格格不入的“边缘群体”。因而,用政治运动的方式人为“提速”城市化进程,极有可能为将来埋下严重社会问题的种子。
    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历来有所谓“反周期的国家干预”政策,在经济限于衰退危机之时通过政府投资来拉动社会需求,是凯恩斯主义已被历史经验证明为有效的药方。不过,与20世纪30年代的英美相比,中国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那就是:我们是一个正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经济体。凯恩斯所面对的英国和美国,是一个基本没有国有企业的社会,它的政府行为也受到了社会强有力的约束和监督。今天的中国在实行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时,必须谨慎地兼顾到自己的“转型”身份。现在社会民众最强烈的呼声,可以用一句“4万亿要花在刀刃上”来概括,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所谓“钱花在刀刃上”,就是政府扩大的支出不仅要解“保增长、保就业”的燃眉之急,还要为将来的经济发展真正夯实后劲,更要对我们社会的整体转型扫除障碍,铺平道路。
    如果以此标准来判断并依据重要性来排序,中国政府现在最应该把钱花在以下几个领域:首先,建立覆盖全国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其中当下尤其要着力加快完成的是涵盖农民工的失业救济机制;其次,建设一个基本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国民教育体系,其中应以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全民职业技术教育为重点;第三,制定有效的激励制度鼓励民间创业,对于那些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的产业,政府不仅应当放松管制、降低门槛、加大服务,必要时还应直接予以财政补贴;最后才轮到政府直接投资的建设项目。即便如此,它们也应当以生态环境和交通、电力、城乡公用事业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先,严格限制政府直接投资新的或扩建已有的经营性项目。总之,本轮政府扩张性财政支出的结果,不能是新增大量竞争性的国有企业。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它们一定会利用与政府的特殊关系而挤压民间的经济活动空间,从而不仅抵消了财政拉动的应有效果。
    需要指出的是,上面列举的这些“治本”之策都是费时费力、见效缓慢的,远不如一个个大干快上的“项目”来得立竿见影。而且这些能够给老百姓带来看得见摸得着好处的“社会建设”,并不能给官员们带来立竿见影的政绩。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眼下正在走过一段极为关键的瓶颈期,一切就看我们的勇气、智慧、胸怀和机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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