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总会消耗一部分国民财富，无论对于个人、机构和国家，都是如此。但从中长期来看，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要看另外两个重要的方面：为应对危机所采取的措施在中长期内的影响、由危机引起的存量结构调整以及制度改进、增长方式改进和技术进步。

    金融危机已经影响到我国的实体经济，这是事实。实体经济在宏观层面上主要包括经济增长率、就业率、国际收支平衡状况、通货膨胀率；在微观层面上主要包括企业开工率、资金利税率、销售收入变动情况和负债水平。今年前三个季度，经济增长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10.6%、10.1%和9%，增幅单调递减；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增加值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16.4%、15.9%和12.9%，也是单调递减，而内地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工业增长。由于工业调整周期相对较长，即使不考虑外部因素的影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如持续大范围衰退将在较长时期内影响经济增长。影响国际收支平衡的进出口贸易总量和结构，自今年1月份以来持续恶化，第三季度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2.9%，比去年同期下降9个百分点。与此相对应，前三个季度中央财政收入增长率分别是35.5%、31.4%和10.5%，第三季度跌到了199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这对于基础设施投资、教育投资、医疗卫生投资、环境保护投资和社会保障投资缺口巨大的转型中的中国而言，是一个消极的信号，而且今后较长时期内没有太大的增税空间。作为全球最大的外汇高储备和居民高储蓄国家，由于汇率变动和经济放缓，社会总资产的财富效应下降，仅资产缩水（股票、外汇和房产）、交易损失、机会损失就为数不少。出口下降的背后就是出口导向型企业开工不足、要素利用率下降、资金利税率下降和现金流的断裂。CPI自9月份以来的持续显著下降，固然降低了通胀压力和宏观调控的难度（反通胀和保增长几乎不可能同时兼得），但它同时意味着居民消费支出水平下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这反过来又加剧了出口的压力，因为生产能力过剩是珠三角和长三角目前制造业的普遍状况，国内市场不能自我出清就只能依赖出口贸易的增长。
    上述指标并非唯一导源于外部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只是通过贸易、汇率波动、金融投资损失和公众预期四个主要变量影响国内实体经济；国内经济增长的总量与结构失衡、地区之间与城乡之间发展水平持续拉大所造成的发展瓶颈和需求瓶颈，以及要素价格全面上升、企业技术进步能力严重不足和素质低下，也是重要的原因。就后者而言，金融危机所包含的全球范围内各行业被迫重新洗牌的机制，对国内实体经济的中长期影响则是正面的，是过去三十年改革发展中前所未有的契机。
    当我们看到纺织、玩具、家电、冶金等行业面临利润空间大幅萎缩、资金链断裂、生产能力闲置的同时，也发现其中少数企业仍然正常经营，各项经济指标都处于稳定状态。所以，真正的区别在于企业素质和竞争力的差异。综合地看，凡是过去长期过多地倚重于资本经营，而不注重企业素质、产品品质和品牌经营的企业，无论其分布在什么行业，目前大多出现财务困难；凡以资本经营服务于企业素质、品质和品牌经营的企业，虽同样受外部市场萎缩的影响，但基本上仍能正常运营。所以，企业困难与否，与行业分布的关系并不密切。明确这一点十分重要。
    目前，社会各界对4万亿人民币的“托市”资金普遍地持支持和乐观态度，对中长期实体经济会产生显著影响。当然，投资方向选择很重要，要避免进一步加剧结构性矛盾，软化低素质企业的预算约束和信用约束，为经济发展埋下长期隐患。所以，重要的是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