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来袭，扩大内需保增长，离不开刺激消费。而消费的底气在哪里呢？很简单，就是公民的荷包里得有钱。这实际上意味着，职工合理薪酬标准应该及时依经济格局的变化而变化。事实上，过去面对CPI高涨导致民生成本抬高的情况，公众也提出在工资分配环节进行调节。从这个意义看，不论是保障经济健康运行，还是体恤民生，都需要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及时发挥调节功能。

　　遗憾的是，过去把CPI纳入调薪的考虑范畴，尽管承载着民生诉求，但是一方面，受囿于特定的制度设计本身缺乏足够的正当性，有时会使涨工资成为公务员、垄断行业员工的福利，另外一方面，由于在劳资博弈中，劳方缺乏话语权，只能被动处于弱势的一方，提高工资对很多企业单位来说，只是画饼充饥。
　　那么，现在面对金融危机的寒流，提高工资方案能否具备足够的制度正当性，能否真正走进生活呢？更重要的是，这个“大范围”提高社会工资的措施，会不会陷入“平均主义”的泥潭，导致其在扩大内需的功能实现方面，缺乏效率呢？
　　这些才是问题的关键——对于收入分配改革来说，最本质的核心问题，就是公平与效率问题。而应对金融危机，旨在扩大内需的提高工资措施，在落地时，如果解决不好公平与效率问题，无疑将产生更大的负面效应。当前，企业面对运营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不确定变化与风险，劳资关系更容易呈现复杂化。这样一来，就必须通过有效的制度建设与制度激励，使劳动者在资方面前，能够真正挺直腰杆，去为自身合理合法的权益进行博弈，来确保在公平的语境下，实现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利益分配。
　　金融危机之下，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都会得到集中与复杂的呈现。这样一来，必须使提高工资问题的诉求更加多样化，也只有通过差异化的调节，才能最大程度地使各种生产力要素活跃起来，助推经济健康运行。
　　也就是说，在提高工资的问题上，必须在解决制度正当的公平性过程中，谨防重蹈“平均主义”的泥沼，导致经济效率受损。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解决好收入分配的公开与透明问题。正因如此，提高工资，绝不能让那种利用手中权力，大搞违法收入的行为获得牟利空间，也不能让那些利用垄断地位，靠不平等竞争搞福利腐败的行为大行其道。解决好这些问题，是保证提高工资最大程度释放经济效率的基础。
　　金融危机之下，更容易使那些造成既往收入分配不公的相关体制积弊得到显现。这也意味着，在提高工资的同时，对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更应该进行及时有效的清理，对过去不公平与不平等的非市场掣肘因素进行荡涤，只有这样，提高工资才能具备足够的制度正义，才能产生激励功能，使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诉求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使提高工资发挥出真正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