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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重庆主城区出租车罢运。重庆主城出租车总共在8000多辆——这么多车辆参与、整个行业性的罢运，有人组织或者说操纵，无疑很正常——若没有操纵，反倒是不正常、难以理解了(当然，对于“操纵”过程中，涉及到的暴力行为——如通过“砸车”强制出租车参与罢运，应另当别论)。但问题是：8000辆出租车，何以会被轻易集体操纵——出租车司机们难道都是盲目而没有理性的木偶？在被“操纵”的背后，其实见证了他们什么样的共同利益诉求？
据了解，出租车罢运的主要原因是：一是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对黑车整治不力，导致黑车泛滥；二是运价低，起步价才5元；三是出租汽车公司对挂靠的个体出租车收取的管理费过高，平均每辆出租车每月收取管理费七八千元；四是出租车有时在主城区加气难。显然，“调查操纵出租车罢运的人员相比，尽快调查核实上述这些导致罢工的真正原因、内情，并着手解决背后出租车司机们反映的利益诉求问题，才是平拂事态的关键和要害，否则，势必舍本逐末，于事无补。
不得不说，一出现群体性事件，首先想到的便是“少数人操纵”，急于进行这方面的追查甚至是动用警力追查，乃是时下不少地方政府部门习惯性的反应和应对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常常是处置失当、激化事态，大大提升解决问题的社会成本。
这正如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在最新一期的《求是》杂志撰文强调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讲究政策、讲究策略、讲究方法，坚持‘三个慎用’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