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18个城市采取减税、货币补贴和减低准入门槛等一系列利好政策拯救楼市，引起纷纷议论。前日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在深圳“中国市长论坛”上又说，“应该给各城市政府一定的自由度，各地的政府应该说有能力、也有责任，作出一些政策上的选择。”人们把这解读为高层首次对各地刺激楼市政策作出的正式表态。

　　我国大城市的楼市在经历十余年繁荣之后，目前普遍呈现低迷状态。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城市甚至对全国经济而言，楼市不仅涉及房地产商和房地产行业。房价高企而政府住房保障政策不足，会抑制中低收入者基本住房需求的满足，降低购房者的生活质量，打压其他领域的消费；房价低靡，对金融业等相关行业以及地方公共财政收入等，都带来相当压力。救与不救，是非常复杂的公共性问题，需要利益各方的充分讨论，需要在信息公开基础上的相互说服。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的救市计划，却给人无声无息之感，人们的争议集结于此。政府的心态和动机也许是好的，但土地供应规模、限价房上市、公积金贷款额度的调整等等措施，都是事关各方利益的重要决策，政府不用批准，不被允许，自行决定了如何获得、怎样使用公共资源，这是说不过去的。
　　一项公共政策，其决策过程必须体现公共性，这一道理无论中西，适于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级政府。美国救市方案经历诸多曲折，英法德俄等一些国家的救市计划也是被批准才予放行，都是证明。我国宪法早已规定人大是我国的权力机关，拥有立法、监督、决定等诸多权力，政府在人大的监督下行使职能，政府执行重大决策，要有人大批准，但在救市面前，地方人大的作用发挥可以说不明显，没有很好地体现公共政策要被民主决策的本旨。
　　政府究竟要干些什么，必须要通过人大的民主程序来决定，人大需要从后台走到前台，从旁观者成为决定者。对救市问题来说，每一个被忽视的环节都要拿出来细致分析，每一种容易出现的情况都要被充分考虑，人大决策的过程，应是决策信息、决策力量充分公开的过程，各种利益代表都需要出来说话，相关利益各方对其合理合法性、具体操作性和结果确定性均需进行深刻的论证，以防措施方向不明、执行不力，甚至与预期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
　　救市绕不开民主决策，如同每一项事关公众利益的决策都绕不开它一样。只有信息的充分公开，只有各种利益的充分表达，只有最民主的辩论过程，我们才能让对权力到达它应当到达的地方，不论是执行机构，还是立法与决策机构，它们的行为才可以被限定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从公共利益出发，也止于公共利益，也惟其如此，人民的事情才能真正由人民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