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慨叹自己的贪婪：天上飞的、地上爬的，还有什么我们不敢吃的？今天，我们却要担心自己的胃口：越是好看漂亮的东西，我们越是不敢放心地张开嘴！
这不，三聚氰胺的事情还没消停，太湖之滨又来了“橡胶银鱼”，洁白透亮的外表据说是高浓度甲醛泡的；桂花之乡苏州光福镇里，也出现了用硫磺熏蒸的金黄桂花，不知情的人买了后却用来酿酒和做汤圆。这样的事情听多了，真不知道我们是该练出火眼金睛呢？还是该练出“辟谷”功？
相对于其他消费品而言，食品的安全性波及面更广，社会影响力更大，把握和控制的难度也更大。其难就难在：该行业既有商家违法成本过低、百姓维权成本过高的社会普遍性，又有技术含量和准入门槛较低、游商比重大、监管上难免粗放的行业特殊性。许多人一再强调，商家必须加强行业自律，加快道德建设，完善行为规范。其实，如果没有一种法律的威慑力，没有能够让商家倾家荡产的违法成本，这些行为都会因失去动力和压力而停留在纸面上。也就是说，如果板子打得不重，所有的说教和承诺，都会在人性的阴暗面和经济人的本质面前完全失效。
建立一种惩罚性的赔偿制度和集团诉讼制度，是许多专家向食品等产业安全“乱世”祭出的两部“重典”。甚至，当三鹿奶粉受害者的监护人、广州幼婴张卓宇的父亲向三鹿集团索赔90万元而引起广州法院高度重视时，社会舆论也普遍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立，在中国已不可逆转。
但是，我们必须面对来自现实的阻力。一方面，根据2007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食品安全法(草案)》，消费者获得的最高赔偿额只是商品的10倍——也就是，买一包奶粉，赔偿金额最高也不过是几百元钱。即使加上各种医疗和善后费用，对企业来说也是无关痛痒。特别是今后如果受害者出现后遗症或新的并发症，现有的法律也很难给出妥善的解决办法。另一方面，在碰到群体性案件时，许多群体诉讼还会被法院分割成若干个小案件来处理，因为我国现有的法院内部考核体系，是以案件量来衡量和计算的。这与集团诉讼显然是互相排斥的。特别是在法律还不完善、判案效率还不高、法律所受干扰因素仍然比较多的现实条件下，所有诉讼的结果既很难保证时效性，也很难保证公正性。因此，有人不主张建立这样的制度，而倾向于由政府主导的非诉讼解决途径。
我们认为，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既没有充足的精力，也没有充足的能力。何况，政府评判和解决问题，也要有法律依据和接受法律授权。所以，修一部乱世中的重典，磨一把剪乱麻的快刀，是当务之急。社会变革、经济起飞阶段，鱼龙混杂，物欲横流，这是不可避免的。100年前的美国，也曾有过死耗子被扔进香肠搅拌机的现象，50年前的日本，也曾有过“森永砒霜奶粉”的事件。但是，美国从此有了《纯净食品与药物法》，从此有了动辄上亿、上百亿美元的巨额商品赔偿案，极大震慑了违法者；日本从此有了《食品添加物法定书》，从此有了延续35年、至今已累计支付410亿日元的森永“救助金”，也极大警示了后来者。
所以，如果赌气的话，我会这样说：希望张卓宇们能够胜诉，希望法院能向三鹿们开出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罚单。不为别的，只为给生命撑腰，给法律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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