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流动，以及资本市场的货币创造或毁灭功能，是影响消费和通胀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已经来临，且通胀已不是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的时候，应该注重发挥资本市场“正财富效应”带来的“消费效应”以提振内需。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深层次动力是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要素总量投入增加，所以，要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实施可持续的发展战略，推动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转型，在金融资源、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企业以必要的支持，在产业政策方面加大对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的扶持力度。

    通胀水平与资本市场息息相关

    从2006年初到2007年二季度，中国股票市场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上涨近4倍之后，市场的资金开始加速流入消费市场，股市的“财富效应”开始转变为“消费效应”，居民消费信心大增。也正是从去年二季度开始，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开始上升，二季度CPI上涨到3%以上，6月份突破4%，7月突破5%，8月突破6%。
    2007年10月份开始，中国股市开始下跌。上证综指从6100点下跌到2008年2月的4500点左右。这段时间，投资者不仅把证券盈利部分拿来消费，而且把大量本金从证券市场撤出，存到商业银行，或直接进行消费。2007年10月到2008年2月，中国的CPI一直停留在6%以上，其中2008年2月达到本轮通胀的高点8.7%。
    从2008年2月开始，股市的下跌开始加速，并且形成“负财富效应”和“负消费效应”。一部分投资者不再卖出，看着股票财富缩水，消费信心下降；另一部分投资者“止损”卖出，所剩的资金也没有增加消费的意愿。于是，中国的CPI开始逐月回落。随着上证综指从4500点左右迅速下跌到8月份的2500点以下，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下降，通胀水平逐月回落，到2008年8月已经回落到4.9%。
    2008年9月18日，管理层出台了三项利好措施，有效地遏制了资本市场信心崩溃的局面。虽然国际股市在金融风暴的冲击下出现历史性大幅下跌，但上证综指还是有了在2000点附近企稳的迹象。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会有更多资金从实体经济逐步回流到资本市场，因此中国四季度的CPI有望进一步回落到4%以下。
    显然，资金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流动，以及资本市场的货币创造或毁灭功能，是影响消费和通胀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而言，在牛市的后期，资本市场的“正财富效应”推动通胀上升；熊市的初期，资金从资本市场流回消费领域，也推动通胀上升；在熊市的后期资本市场的“负财富效应”，会抑制消费，促进通胀回落；而牛市的初期，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入虚拟经济，同样会促使通胀回落。

　　通胀已不是当前经济主要矛盾

    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各国通胀形成的原因千差万别。对中国而言，通胀并不是简单的货币因素，因为货币即使过剩也有很多出口，并不局限于消费领域。就中国而言，证券市场可以吸纳数万亿元货币，商业银行存贷差以及存款准备金沉淀了十多万亿元货币，房地产市场可以吸纳巨额资金，其余的货币流动性才与消费有关。
    事实上，中国这一轮通胀与上世纪90年代的那轮通胀有本质的不同：90年代那次高通胀的背景是“短缺经济”，现在的背景是一般消费品过剩；90年代那轮通胀时，M2增速超过30%，且商业银行没有存贷差，这一次M2增速为16%，大量资金沉淀在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账户中；90年代初期中国没有大规模的资本市场、商业房地产市场和期货市场，一旦需求过剩，老百姓和企业都会囤积商品或原材料，而现在这些资产市场都可以吸纳巨额货币，为企业和居民提供投资和套期保值的手段；90年代初通胀的外部背景是汇率并轨、人民币汇率贬值造成出口猛增，而这一轮通胀的外部背景是人民币升值、出口回落……
    总之，这一轮通胀从总需求角度看不仅仅是简单的货币现象，而是与货币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流动和配置有关。从供给角度分析，在一般消费品过剩的背景下，没有造成普遍的物价上涨，而只是造成以食品、原材料价格上涨推动的结构性通胀。
    所以，本轮通胀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轮受资本市场行情影响的、短期的、结构性通胀。一旦资本市场行情过了特定的阶段，财富效应和消费效应发生逆转，总需求立刻发生变化，随着食品价格回落、国际大宗商品代表的能源、原材料价格回落，中国的通胀水平有望保持在4%-5%之间的适度水平。显然，通胀不是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

    应该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值得欣慰的是，管理层及时地调整了宏观调控的着力点，由年初的“双防”，调整为目前的“一保一控”。央行的货币政策也及时转向，不到一个月时间内两次下调利率和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尽管如此，在国际国内众多不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未来两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企业盈利仍然面临着一定压力。预计到今年四季度，GDP增速将回落至9.5%左右，月度CPI有望降到4%以下。而2009年、2010年的GDP增长率预计在9%到10%之间。企业一方面面临着总量回落、竞争压力加大、消费品价格回落的压力，另一方面面临着工资成本刚性、原材料价格依然较高、资金利息成本过高、环保成本等压力，因此未来两年企业盈利仍将面临较大挑战。
    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了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稳定就业，必须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都将开始进入下降周期，对于信贷规模的控制也有望放松。
    在人民币升值、出口增速回落的大背景下，应该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一方面可以形成财富效应、刺激消费，另一方面可以扩大直接融资促进投资增长。同时，应该重视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推动扩大国际贸易中的人民币国际结算范围，减少本币升值对出口的影响。

    中国经济需要新发展动力

    要真正使得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地增长，以上措施还远远不够，因为所谓投资、消费、出口等“三驾马车”并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中国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动力是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要素总量投入增加。
    比如，从1978年开始，我国实施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承包制、股份制等制度改革，在原有的技术和资源背景下，实现了财富增长的飞跃——这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斯密增长”：增长的动力源自分工和效率的提高。
    又如，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中国通过引进外资、引进成熟技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大量投入能源原材料等手段，保持了10%左右的GDP增长率——这可以简单地定义为“库兹涅兹增长”：增长的本质在于总量投入的增加。
    目前，像过去几年实施大规模的产权改革、市场机制改革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不足；随着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能源和原材料成本的上升，持续地增加投入，维持高能耗、低效率的增长模式也不可持续。因此必须把着力点转移到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创新和微观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等方面，我们可以抽象地把这种增长概括为“熊彼特增长”。
    重视“熊彼特增长”模式，推动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转型，是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历史规律。对于中国而言，4%-6%的通货膨胀率未必是件坏事，只有让企业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成本压力，才能够迫使他们珍惜节省要素投入，真正转变以往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增长模式，减少国家的资源和环境成本，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当然，为了对冲企业的微观成本压力，国家应在金融资源、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企业以必要的支持，在产业政策方面加大对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的扶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