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即将展开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各路专家和媒体关注、议论较多的是土地流转可能带来的好处，及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这样的讨论呈现出某些令人担心的倾向，人们不能不慎重地考虑一个问题：土地流转的权利，究竟在谁之手？

　　农民处置自己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土地权利，即流转的权利，当然是一项很重要的权利。古人早就说过，“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经济学也讲，没有交换，商品的价值就实现不了。政府允许农民在更大范围自由地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自然可以提高土地对农民的价值，使土地真正变成一桩能够带来较高收入的资产。
　　与此同时，目前乡村的景况也需要赋予农民以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更大权利。比如，农民人均耕地本来就少，村集体在承包土地时又要做到肥瘦搭配，结果，每家面积不大的土地被分割成多块，凭空增加了农民的耕种成本。又比如，不少农民长年外出经商、打工，甚至在城镇定居，成为新市民。如果他们享有对承包经营土地的充分流转权利，就可以使土地转移到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手中，从而实现承包者利益最大化及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
　　但是，所有这些必要性都以下面的法律事实为前提：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之流转的权利在农户手中。土地是否需要流转，如何流转，流转给谁，只能由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农户自己决定，任何人和机构也不能以任何理由强迫农民作出流转的决定。哪怕这一决定表面看来可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甚至可能给农民带来好处，也同样是不能接受的。
　　这也正是本次土地制度改革的根本宗旨所在———在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前提下，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强化农民对土地的权利，以增强农民抗衡任何其他人和机构的能力，包括抗衡其他人、公司，也包括抗衡村集体和地方政府。改革是强化农民的主体性地位，自然也意味着强化农民在决定土地流转方面的主体性地位。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增强了，自然意味着由农民自己来决定土地的流转。
　　然而，目前很多议论似乎忽略了这一点。普遍的观点认为，目前土地过于分散的状况阻碍了农业生产现代化的推进，这种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难以推广使用先进科学技术，也无法与大市场全面对接。因此，一旦土地可以流转，未来可能会出现摆脱小农经济、走大规模集约化经营的前景。
　　用这样的逻辑讨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是令人担心的。赋予农民以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从理论上说，就是强化分散的农户土地占有格局，更有效地维持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的基本含义就是土地在法理上的分散占有与经营，这是由土地制度改革的性质所决定的。小岗村的创新及后来大范围确立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就是由集体迷信向小农经济的回归。过去三十年来政府对土地经营承包制度的每一步完善，都可以说是在逐渐强化小农经济的地权基础。
　　当然，这只是改革必须设定的合理的地权配置初始状态，是合理的土地配置的起点，而不是终极状态。实际上，只要设定了这样一个初始状态，以农户分散占有土地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的格局完全有可能发生变化。因为，部分农户可能出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给其他农户或商业资本，部分农户可能自行联合形成合作社，从而形成某种规模经济。
　　假如人们准确理解本次土地改革的根本性质———赋权，就不会匆忙地谈论集约经营的前景，而是对未来土地配置格局前景保持一种开放心态。因为，权利扩大了的农民究竟会怎么处理其承包经营权，现在无人知晓。但如何处理，只能完全交给农民自己来决定。因而，集约经营不是必然性，只是一种可能性。土地配置可能仍然维持目前的格局，因而可能并不经济。但重要的是，享有权利的农民依据自己判断作出的任何决定才是有效率的。
　　过去若干年，凡是存在土地流转之必要的地方，农民早就已经拿自己的承包经营权进行流转。这样的流转确实增进了交易双方的福利。但同时，很多地方政府或村集体为了政绩，强迫农民集中土地从事某种生产，或强行将农民土地流转给商业资本，这样的流转损害了农民的权益，并且确实带来了人们所担心的土地流转的恶果。经济学的效率以双方自愿交易为前提，由地方政府或者村集体强行代替农民作出流转决定，根本就没有效率可言。
　　长期以来，地方政府、村集体习惯于代替农民进行决策。本次土地改革以赋予农民更为充分权利的方式要求整个社会，尤其是政府自己，尊重农民，尊重农民处置土地的权利。关于土地流转的讨论和决策，也必须以此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