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股市来说，讨论市场化还是非市场化，不能忘记一个重要前提：中国股市不仅至今还没有脱离政策市，而且市场的由牛转熊除了本身内在的调整需要之外，政策主动挤压泡沫的过度打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不反对打压股市，只反对救市，说明不救市论者的立场是有偏见的市场化，或曰伪市场化。

    救市即非市场化的偏见蒙蔽了一些人的眼睛，使他们不顾一切地一概反对救市。其实，只要不是生活在所谓市场化定理的真空中，没有人会固执地认为救市就背离了市场化，不救市才是市场化。美国股市不是高度成熟的资本市场吗？可是，美国政府不仅历史上就救市，而且在当前接连发生次贷危机和“两房”危机之际，还大救而特救其市。有谁说美国的做法是非市场化的呢？对于处在“新兴＋转轨”期间的中国股市来说，讨论市场化还是非市场化，不能忘记一个重要前提：中国股市不仅至今还没有脱离政策市，而且沪深两市的由牛转熊除了市场本身内在的调整需要之外，政策主动挤压泡沫的过度打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不反对打压股市，只反对救市，只能说明不救市论者的立场并非他们所标榜的是纯粹意义的市场化，而是有偏见的市场化，或曰伪市场化。
    对于资本市场来说，只有当它的市场体系和运行机制适合市场的发展，人们才可以用正常的市场观去得出正确的判断和分析，也才有可能得到合理的投资回报。否则，就可能走向它的反面。痛定思痛的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最近在谈到美国的经济危机时说：那些一出现过度繁荣的迹象就收回“长期”承诺的市场参与者，正在面临失去市场份额的风险。格老所说的“现在已被套上了枷锁”的市场资本主义，似更像是在说中国股市是“已被套上了枷锁”的市场化。因为正如格老所说，是人类在恐惧与兴奋之间摇摆的天性让我们陷于经济困境。沪深股市比发生了次贷危机的美股跌得更深更猛，正是市场制度弊端越来越深刻地暴露出其背离市场规则之裂痕的反应。
    当前的“维稳”本是针对“不稳”而言。没有“不稳”，又何须“维稳”？从近段时间沪深两市持续下跌行情来看，消极维稳的底线，无非就是“怕涨不怕跌”。 而“怕涨不怕跌”恰恰是政策市的逻辑，不是市场的逻辑。按照这样的思路调控下去，就股市最基本的三大功能也将无可避免地受到严重的考验。那么，除了救市，可以说已经别无选择，哪里还有什么纯而又纯的市场化可言？
    市场所期盼的救市，是为了更好地走出政策市，但用政策之手纠正和弥补此前的政策错误，逆转“自由落体”之颓势，毕竟是走向市场化所必不可少的一步。在当前情况下，只有大胆救市，才有可能帮助市场恢复自救的信心。而对于市场未来的更大发展来说，今天的救市，不过是提供了启动市场机器所必要的推动力。就这个意义而言，救市，不仅是治市所必不可少的前提，而且也是回归市场化的必由之路。
    “只能治市不能救市”的论调，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多市场化，骨子里则很荒谬。尽管中国股市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治市，但救市和治市并不矛盾。救市是为了更好地治市，并且，越是股市特别急切地需要治市时，往往也就更离不开救市。否则，如果股市治得好，还用得着救市么？如果一个病人大出血，不先动手去抢救，还等得及治这治那么？
    救市同救经济也没有矛盾，并不需要为谁先谁后的选择而左右为难。尽管就以往的经验而论，实体经济跟股市在短期内的相关性较小，股市下跌时经济还不一定马上下跌，而在经济增长的条件下，股市也仍有下跌可能，但是，一个股市如果长期背离经济运行，不是股市出问题，就是经济出问题。救经济对股市是长远利好，未必等于立竿见影救股市的利好现货，同样的道理，救股市就当前经济所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来说未必是及时雨，但潜在的长远利好作用是毋庸讳言的。不过，国有银行中的四分之三中通过改制上市而起死回生的事实就是无言的证明：无论是举足轻重的央企重组，还是十指连心中小企业的激活，无不需要通过股市这个平台来操作他们的振兴大计。资本市场功能的得失不仅维系着金融体系的安危，而且也维系着整体经济的安危，就此而言，救股市也就是救经济。
    在笔者看来，救市唯一需要忧虑的其实是“三公”还是“三不公”。平准基金入市，固然在某种意义上也有可能给解了套的资金一个逃跑机会，不免成为反救市论者的口舌，这当然是需要格外谨慎的。不过，这应该说并不是平准基金的错，更不是救市的错，要错也是错在市场原制度下已经成为既成事实的“三不公”以及使这种“三不公”愈演愈烈的在救市不救市上过多过久的犹疑不定。在一个不对称的市场，政策的“引而不发”也可以成为利益输送，这也是一种不争的事实。
    市场化并不是不救市，只是不主张用简单的行政救市代替市场的自救。为了使救市离市场的意志更近，而不是更远，我们应当尽一切的可能调动和运用包括更多金融创新在内的有利于市场自救的手段，积极推进市场根本制度尤其是利益分配机制的改革，切实解决大小非减持等关键性问题。这才是真正市场意义上的救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