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非充要条件。从经济史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持续繁荣奠定了必要的制度基础。但是，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同时也是当今最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之一的鲁迪·多恩布什所指出的，即使是最强大的美国经济也有崩溃的可能性，只不过可能性要小一点。同样，曾经风头十足的日本经济的“十年失落”以及欧盟经济的萎靡不振，都不是由于他们的经济制度患了不治之症，而在于其具体制度在某一段时期内缺乏持续更新的机制，当然一定程度上还由于新兴经济体的竞争挤压所致。就全球经济来说，以美国的制度和观念为底板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带来各国经济的普遍繁荣，而招致一部分失去工作机会或者生活水准因此下降的劳工大众的持续反对。可以说，要找到能使各国经济繁荣的具有普适性的具体经济制度多半是一种幻象。美国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不要指望输出其经济治理模式就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面貌。

　　自由市场体系是伪命题

　　主流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经济史上的最佳经济制度，是经济增长和繁荣的首要因素。而由大多数官僚机构把持的经济体制，即使有良好的意图也不可能实现经济的持续繁荣。因为这些官僚机构或者因政治而分心，或者过分热衷于完美的解决方法。但是，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现实存在的。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中期，自由主义经济曾遭到彻底的毁灭。自由主义几乎没有任何捍卫者，地球上肯定没有实践它的地方。没有一个政府敢于宣称对经济能够做到彻底地不干预。因此，以政府的积极作用作为稳定机制的凯恩斯经济学直到今天依然有着较强的生命力。
　　尽管资本主义是自由市场体制在全世界扩展的结果。但市场经济并非尽善尽美，同样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自由市场体系在多数情况下似乎只是一个被赋予理想或政治色彩的假命题，其本身是脆弱的。它的脆弱不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虽然从经济学上讲，所有人都有可能从竞争的市场中获益，竞争也被视为美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之一。但是，实际情形却是：没有哪一个特定的个体能够从维护自由市场体系的竞争和公平中得到巨大的利润。人们注意到，在拉美、亚洲国家，自由化，包括外向型发展、追求价格稳定、货币自由兑换，以及经济全球化，都对经济增长和创造“亚洲奇迹”起过重要作用，但最终难免衰退，财富分配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公，裙带资本主义更是危害经济健康发展的毒瘤。

　　增长动力在于营商禀赋的激发

　　就中国来说，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在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或者说是政府主导下的投资与出口，但现在看来，即使是有效的宏观政策，最多也只是刺激经济增长的诱导因素，本身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而从资源禀赋和市场空间来看，尽管中国的人口、劳动力资源、市场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可能性和空间，但却很难自动孕育出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国内有学者主倡的“后发优势”其实也只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可能条件。
　　那么，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不妨看看一个有趣的现象：被誉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30年来并未成为经济高速成长的主要推手，倒是实体经济部门在问题丛生的金融体系下实现了高速增长和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所有研究中国经济的人深入考究的问题。有学者提出，究竟是这种被体制转型所扭曲的金融体系支撑了中国经济的虚假繁荣？还是中国实体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是从转型时期金融体系的种种漏洞里“钻”出来的？其实，从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构成要素来看，得益于政府对民营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得到了显著优化，中国民间长期被压抑的营商禀赋终于被激发出来，民营经济因此获得了快速发展。加上FDI的推动，以及在民营、外资企业的效率辐射和竞争下，国有企业本身经营效率的不断增进，共同构成了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成长的动力。
　　当然，作为世界经济舞台上日渐自信的快速成长的经济体，尽管中国的分量与影响正以不可阻挡之势飙升，并被广泛认为极有可能成长为比肩美国的世界顶级经济强国。但是中国经济在数量上的持续增长并不能掩盖其与一流世界经济强国之间的巨大差距，短期内还难以摆脱在世界分工中的中底层地位。中国经济已经很脆弱了，很难经得起一次资产价格泡沫的破灭。因此，我们亟需强化中国经济繁荣的动力机制，不仅要致力于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以及技术的不断升级，更要建立一种能够使经济保持活力的增长机制，从而保证市场主体的营商禀赋得到持续有效的激发，以避免经济出现非制度性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