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中，中国作为日渐自信的超级新贵，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分量和影响正日益窜升，并被广泛视为极有可能成长为比肩美国的世界顶级经济强国，但同时中国经济在数量上的持续增长并不能掩盖其与一流世界经济强国之间的巨大差距，尤其是在全球经济日益联动的时代，中国大概是大国中应对外力冲击时防守经验最弱的国家了，近年来中国经济在对外开放中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均为其金融领域里最薄弱的环节。归纳起来，可概括为三怕：一怕热钱进入，二怕汇率放开，三怕资本项目自由化，而国际资本和某些主要强国只是“稳、准、狠”地抓住了上述三根辫子，就迫使中国跟着它们的脚步起舞。

　　莫害怕热钱和汇率市场化

　　缺乏太多管控经验的中国如今对热钱甚为恐惧，在相关管理机构未给出权威性数据的情况下，经济学家和市场人士对热钱规模的估计犹如盲人摸象，莫衷一是。而有人给出热钱在中国数额高达1.75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后，遭遇一片怀疑之声。其实，当中国提供给热钱的套利空间足够小时，所谓的热钱对中国来说就是不必畏惧的“冷钱”了。而中国对热钱的恐惧大概源于11年前东南亚金融危机时热钱的肆虐。那次危机告诉亚洲：热钱引发的金融危机是最值得警惕的陷阱。诚然，对于做梦也想进入乃至操控中国市场的国际热钱来说，击败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控制中国证券市场进而攫取暴利是它们一贯的战略与战术目标。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对热钱的规模和危害尚未真正弄明白之前就自己吓唬自己，乱了阵脚，这大概是最大的悲哀了。如今，不少人把股市的暴涨暴跌和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繁荣等问题都归咎于热钱在操控，有人甚至臆测热钱正在对中国发动最后的突击以劫持中国经济，呼吁中国发动一场热钱阻击战，但当我们要热钱论者拿出真凭实据时，他们基本上集体失语，这种尴尬局面其实正中热钱操盘手的下怀。
　　至于汇率放开或叫汇率市场化，似乎已成为美国绑架中国经济的一大绝招。美国多年来一直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人民币市场化改革步伐过缓，要求中国尽快实行浮动汇率制。而中国在美国的压力下，已在2005年7月放弃盯住单一美元的汇率制度，此后人民币某种程度上朝着美国预设的路径升值，而人民币的持续升值除了使中国的名义GDP大幅上升外，却使曾令美国恐惧的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急剧下滑。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持续大幅度升值和资本流动逆转的风险，使得资产价格大幅波动从汇率和热钱问题中衍生出来，导致中国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乃至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剧增。美国通过其最擅长的金融战成功地削弱了中国实体产业的竞争力，而自己却通过美元贬值成功地转嫁了其长期以来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形成的经济风险，这就是美国在战略上的高明之处。

　　资本项目自由化不是炸弹

　　当然，中国最怕的还是资本项目自由化，在波谲云诡力量对比失衡的国际资本市场中，真正有资格玩资本的国家只有美国，金融大鳄也云集美国。无论是经济实力不输美国的欧盟，抑或野心很大口碑不佳的日本，他们在国际金融秩序中都须看美国眼色行事。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在是否解除资本管制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问题上，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被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势力牵着鼻子走。
　　对中国来说，尽管资本项目自由化是将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提条件，是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必经之路，但在国内金融体系重大问题尚未解决之前，中国一直不敢贸然解除资本管制，以防遭到冲击后导致中国金融体系的崩溃乃至经济的全面衰退。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没有时间表其实是有时间表的，那就是要视支撑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诸项条件是否具备———即可兑换的进程要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能力、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市场主体风险管理能力等相适应，要与其他改革通盘考虑配套推进，同时还要考虑国际经济形势和金融环境。因此，适当的资本管制在目前来说是维护国家经济与金融稳定的必要条件，若迫于外界压力急于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若短期资本实现自由流动，来自海外的热钱将大量流向不动产和股票市场，很容易发生泡沫。一旦有风吹草动，引起外资外逃，泡沫破灭，不良债权骤然增加，就可能陷入日本型的金融危机。
　　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管制尽管已近黄昏，跨国（境）资本流动势成必然，资本市场的一体化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国内关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争论已不再是要不要开放的问题，而是在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开放速度和顺序上采取什么态度和控制方法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在金融体系改革与风险管控方面进行换血式的改革，一味害怕资本项目自由化只会使自己愈加被动，在最终付出更大的代价。

　　既要筑防火墙更要练内功

　　可见，维护经济安全不仅在于构筑经济防火墙，更在于中国能否通过进一步改革，塑造内生的竞争优势。中国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国际规则的适应层面上，简单地适应只会扼杀中国的创新动力，使中国经济难以跳出旧有的国际框架。中国必须通过建立健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的机制，在实现金融运行和金融市场的整体稳定的同时，培育能与国际资本一决高低的投资银行；必须通过深化银行制度改革，建立一个具有合理股权结构、有效激励约束机制的真正适应市场化竞争的现代商业银行，使之成为花旗、汇丰等国际顶级商业银行所敬畏的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必须通过建立高效预警和管控机制，在密切监控热钱流入的同时，将中投打造成投资水平而非资本规模达世界级水准的主权投资基金。在审慎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同时，积极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化意涵。若能如此，我们就能掌握经济政策的主动权，国家经济安全当能得到有效维护。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