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正陷于内外夹击处境中。PPI持续高企，劳动力成本上升，价格管制下成本难以有效转嫁，均压缩了中小企业的盈利空间。次贷危机导致外部需求下降，原油、铁矿石、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疯涨，人民币加速升值削弱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
    无奈之下，中小企业纷纷外迁，或被迫减产、停产，甚至部分已濒临倒闭边缘。有观点认为，中小企业的生存危机责任在银行，融资瓶颈才是中小企业最大的生存威胁。
    客观来讲，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央行对贷款投放实行额度控制，有限的贷款资源向大企业集中的趋势十分明显。此外，大部分银行已成为公众持股的上市公司，股东追求回报的经营压力，也迫使银行关注贷款投放的综合收益率，银行弃中小企业而保大企业的经营策略，自然也无可厚非。
    而直接融资，中小企业更难以占优。大部分中小企业处于成长初期，市场前景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公司治理结构也可能存在缺陷，这就决定了只有极少数中小企业能成为资本市场的幸运儿。至于说发行企业债融资，过高的负债率及过小的经营规模，既难以满足监管要求，也难以获得投资者的认同。
    面对融资无门的困境，中小企业被迫转向地下钱庄，忍受高达70％以上的年息盘剥，无异饮鸩止渴。笔者以为，要破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局，还得从银行入手，最根本的还是要改变银行的风险收益预期。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引入选择权贷款。中小企业普遍经营风险较大，但成长性好。除了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外，中小企业还对中长期贷款具有相当渴求。而银行出于风险管理的考虑，往往不愿意发放中长期贷款。因此，可以考虑在中长期贷款中引入选择权，赋予银行在一定期限内可自由选择债权转股权的选择权，即达到一定行权条件后，可立即执行的期权。上述安排不仅可以让银行获得分享企业高速成长的机会，也给银行提前退出预留了空间和自由度。
    第二，在中小企业信用记录普遍缺失，抵押物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大力发展信用评级公司、担保公司等中介机构就显得很有必要。信用评级公司可以帮助银行建立中小企业标准化的识别及准入、退出机制，降低银行风险管理的成本，并提高贷款投放效率。担保公司可以弥补中小企业抵押物不足的缺陷，帮助银行分担一部分市场风险，提高风险与收益的匹配水平。
    第三，切分中小企业贷款专用额度。央行应对商业银行进行必要的窗口指导，从3.6万亿元的总贷款额度中，切分出专用于中小企业贷款的额度，并要求不得转移用途。不足部分，可以考虑引入委托贷款机制。由银行作为受托人，负责把社会的富余资金，委托投放至符合贷款条件的中小企业，并对委托贷款利率上限作统一规定，尽可能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
    第四，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一方面，政府可以推动建立诸如中小企业贷款促进会的融资平台，对创新能力强、产品有竞争力、市场前景好，以及符合节能减排和国家产业发展方向的中小企业，实施一定程度的税收减免和对贷款部分贴息，鼓励企业做大做强。另一方面，政府可有选择地加速放行中小板IPO，探索中小企业资产证券化、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等创新方式。
    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商业银行和监管机构已开始行动了。上半年工行即向中小企业投放贷款1649亿元，中小企业融资余额较年初增长300亿元。上海银监局则要求重点支持有市场、有效益和产品技术含量较高的中小企业，运用好包括担保、信托在内的各种支持平台，合理满足中小企业的流动资金和中长期信贷需求。
    只要我们正视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从制度、创新、监管方面为之松绑，破解困局或许已为期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