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08年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的数据。虽然GDP的增幅达到10.4%，属世界较高水平，但却是2005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最低增速。同时，通货膨胀压力虽然有所缓和，但CPI依然居高不下，PPI更是创了新高，留下了隐患。

　　最引人注意的是，外贸出口下降呈加速趋势；由于人民币升值因素，中国经济增长的排头兵地区，如广东和浙江的许多中小企业纷纷破产。2003年以来的这一轮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拉动因素是出口和投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0%以上。从目前的趋势看，如果不调整，经济增速的回落恐怕才刚刚开始，更困难的局面还在后面。
　　中国的国内投资，主要是政府的投资和大型国有企业的投资，即政府性的投资，民间投资仅占微不足道的比例。毋庸讳言，与民间投资相比，大部分政府性投资的收益是比较低的。问题在于，政府性投资具有刚性的特征，地方政府常常把投资工程和项目作为政绩的标志。在总需求的增长中，投资需求的作用一直远远高于消费需求，政府性投资也是通胀压力的重要一环。
 　 为了保证中国经济继续平稳增长，再靠出口和政府投资，特别是依靠扩大外需的发展路径，显然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了。中国经济必须找到新的拉动因素，这就是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以及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投资需求。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扩大内需为主的政策。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和人口大国来说，保持适度的国内需求，始终是经济增长的基础。而居民消费需求和正常的企业投资需求，比国外需求更可靠。外部形势急转直下后，那种放慢人民币升值步伐，增加出口退税率，拯救濒危中的出口企业的舆论，实际上仍是抱着外需为主的思路，很容易误导政策方向，因为这些政策的调整不但不会达到自身的目的，至少近期不会，还可能贻误时机，耽搁扩大内需拉动需求，并给抑制通货膨胀制造更大的压力。
　　最近几年，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一直超过两位数，是“超常规”的。国家税务总局刚刚公布的消息说，今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又增长了30%，远远高于GDP的增速。据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估计，中国每年新增财富的78%归于政府，而其中又有相当部分用于各种投资，对环境和资源、通胀均构成巨大压力。
　　要增加居民收入，首先就要提高居民收入在GDP 总量中的分割比例。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降低税负总水平，增加居民所得比例。中国实行的是国际上不多见的双主体税制结构，既征收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税，又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所得税，并且税率都较高。因此，一些国际研究机构认为中国的税负水平世界第二。当然，由于各国税制内涵和口径的差异，究竟是否世界第二，很难有定论。但是，从国民总所得的分配结构看，中国的税负或财政所得确有大幅降低的必要。二是加大对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对低收入者和贫困阶层的补贴。以往财政资金过多用于经济建设投资、行政管理费等用途，财政本来就有的公平分配的功能被不应有地忽视了。最近东莞市决定对贫困阶层发放补贴，虽然有些许作秀成分，但仍值得特别嘉许。凡是财政收入已过分富裕的地方，都有发放“红包”的必要。
　　增加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还需要相对公平地分配结构。收入分配越是公平，一个社会的总消费才会越大。现在，一方面，在总的分配结构中，居民所得份额过少，另一方面，居民收入的分配结构也有不合理之处。除了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如标示居民收入和财富公平的指标基尼系数超过0.4之外，分配不公的突出表现是，部分垄断行业的收入与其他行业收入差距过大。尽管反垄断的呼声不断，有关法律也已出台，但是，垄断的趋势反而有愈演愈烈之趋。如在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大巨头的压力之下，全国多数民营加油站已关门。供电局抄表工年收入10万被认为正常，某保险公司老总年薪高达6000万之巨，还说自己的贡献超过这个数。
　　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与其努力和贡献并无必然关系，不过是政府垄断的必然结果。行政性的垄断企业吸收了大部分的银行信贷资源和其他资源，民间投资虽然更有效率，但是制度性的歧视，阻碍了它们的发展。因此，政府有必要规定垄断行业的工资标准，垄断部门的工资没有理由高于其他行业。同时，给予民间投资公平的待遇，特别是融资上的平等地位。如果有金融支持，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中小企业倒闭。
　　如果有了上述的调整，就可以保证适度的社会总需求，在外部因素恶化的情况下，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建立坚实的基础，同时还可以避免通货膨胀。
　　也许更重要的是，过去我们常常强调做大蛋糕的意义，并没有多考虑怎样更好地切蛋糕，那是基于蛋糕做大后，会有一个公平切法的信心。现在蛋糕已够大，是对国人的长久等待作出正确回答的时候了。更关键的还在于，现在财富分配成了一个枢纽，不单关乎公平，还关系到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