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税收达到3255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5%，其中印花税共完成83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4.2%；个人所得税完成2135亿元，同比增长27.3%。

　　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GDP为130619亿元，同比增长10.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065元，同比增长14.4%。人们不禁要问，为何这么多年来，税收都能以远高于GDP和居民收入的速度增长？
　　当前我国税收增长远远高于GDP和国民收入增长水平，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实行的是生产性税收制度，随着原材料价格的不断上涨，在生产各个环节的交易总量被不断放大，税收的规模也在不断增加；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征税范围的完善，个人所得税增长速度越来越快。
　　所有这些都说明，我国的税收总量正在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不断增加。
　　但是，在任何国家增加税收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税收杠杆必须有利于改善公共产品的供给，必须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在税收连续数年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应该与时俱进，审视我国的税收政策，尽快将生产性的税收制度，转变成为消费性的税收制度。
　　生产性的税收制度，税收的重心在生产环节，无论是生产要素的交换还是资本市场重组，都需要承担沉重的税负。这样的税收制度体系在生产快速发展阶段，必然会导致税收快速增加。但是当整个社会出现比较明显通货膨胀的时候，税收制度非但不能起到的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反而会由于资源配置价格的不断上涨，而导致国家税收总量不断增加。今年上半年我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石油等能源原材料价格随着国际市场价格的上涨而不断攀升，在这种情况下生产性税收制度的弊端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一方面企业要应付通货膨胀带来的巨大压力，而另一方面国家的税收随着资源配置环节价格的上涨而不断增加。
　　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现有的税收法律体系，通过调整生产经营阶段的税收结构和税收负担水平，让企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再生产，从而增加我国经济总量，为国家税收的长期稳定增长打下良好的基础。
　　最近，东莞向低收入者发放红包的事情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引发了人们对于“如何才能真正让利于民”的思考。有些学者认为，政府应当减税让利，藏富于民。从理论上来说，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问题就在于，税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还是一个民主问题。在减税让利、藏富于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各个利益集团、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在没有仔细研究我国税收体系结构中深层次问题的情况下，大幅度地减少国家的税收，或者直接将税收用于补贴社区居民，那么，非但不能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反而会由于分配不均而使一部分群体的利益受到更加严重的损害。所以，减税让利是一个总体的目标，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必须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我们认为，当前是我国调整税收体系结构的重要契机。首先，多年来税收的快速增长，已经逐步改变了各级政府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其次，税收增长幅度已经远远大于GDP增长幅度，从实践上看，税制改革也明显摆到了我们的面前；第三，在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下，绝大多数中小企业都面临经营上的困难，调整税收结构可以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增加就业岗位；第四，我国居民存款的大幅度增加，说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面临瓶颈制约因素，金融资本的不断积累和产业资本的相对萎缩，对税收制度不利于生产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的趋势应有预见。
　　总而言之，我国税收总量的大幅度增加，更加凸现出我国税收体制的改革空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考虑加快税收基本法的起草工作，通过调整税收结构，改变我国税收体系重心，充分发挥税收对国民经济的调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