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认为，近年来亚洲乃至全球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全球经济长期失衡基础之上的，由于在最终消费市场及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都缺乏有效话语权，如果美欧居民的资产泡沫发生破裂，美欧过度消费的条件将发生逆转，对亚洲经济体的打击是巨大且残酷的。

　　因此，亚洲各国当前需要深入反思以往的经济增长模式，避免简单地切入以美欧为主的全球经济生态链。同时为保证自身经济的安全，应进一步增强抗拒经济风险的能力和水平。
　　能源等国际要素价格的持续飙升正对全球经济特别是亚洲经济增长模式形成前所未有的冲击，亚洲各经济体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了经济滞胀风险概率的提升。
　　目前，泰国、印度和韩国等国经济金融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压力。而在两个月前，麻烦还仅集中在越南这一小国，当时一些经济学家通过简单的推理和类比也认为越南问题仅是个案，颠覆不了分工已经高度区域化、外汇储备全球最高的亚洲其他经济体。其实早在去年美次贷危机爆发后，一些人士就抛出新兴市场国家同美国经济“脱钩论”。当前他们对越南经济问题的看法仍然变相地坚持“脱钩论”。所不同的是，过去谈脱钩是以新兴市场国家整体与美国经济脱钩，而目前已经收缩为新兴市场国家中部分国家如中国等与美国经济脱钩。
　　在美欧等国家和地区遭遇经济滞胀的考验下，继续变相鼓吹经济脱钩论无疑有些掩耳盗铃。事实上，对于主要通过改革和开放切入全球经济链条并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亚洲经济体来讲，并不可能做到独善其身。为此，我们要考虑的是当前亚洲经济增长模式是否需要进行更为深入和细致的反思。
　　笔者认为，首先，当前国际分工的特征表明，由美次贷危机触动的全球经济滞胀风险，对亚洲经济体的冲击力实际上高于对美欧等经济的冲击。从全球经济分工协作链上看，近年来亚洲经济的高速增长、外汇储备的迅速积累等是建立在同西方进行借贷的基础上得以维持的。即亚洲制造圈通过借出现期储蓄出售其制造的商品，而美欧等经济体通过支付泡沫化的资产来消费亚洲制造的商品。这种亚洲制造圈与美欧消费圈的贸易交换得以维系则是依靠美欧资本市场资产价格泡沫的可维系程度来达到危险的平衡。由于过去数年美欧资产泡沫带来的财富效应刺激了该地区居民的过度消费偏好，加之亚洲经济体普遍采取了对要素资源价格管制和财政补贴措施，亚洲制造业得以迅速扩展，从而增加了对大宗要素资源的大量需求。
　　然而，美欧国家居民的消费恰恰是建立在资产泡沫化下的财富幻觉；因此，一旦美欧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居民财富幻觉消失，美欧过度消费的条件将发生逆转，对亚洲经济体而言：从短期看将面临着经济滞胀风险压力。同时，由于亚洲近年来制造产能的扩展满足的是美欧居民在资产泡沫刺激下的虚幻需求，对亚洲经济体讲，中长期需要面对的风险则是产能过剩下的通缩风险或通胀与不良资产加剧的风险。
　　亚洲当前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是以借出资本、借入增长为主要特征。在最终消费市场缺乏有效话语权、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同样缺乏议价能力的情况下，亚洲经济体的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事实上本身就缺乏安全性。即制造规模越大，话语权将越低。更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相比１９９８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亚洲经济体当前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远高于十年前，且普遍高于国际社会上的正常支付水平。但实际上这些累积的外汇储备的实际购买力最终需要美欧市场资本价格做其支撑（不论是投资美国国债还是股票等其他有效证券资产）。因此，美欧资产价格泡沫的破裂不可避免地削弱了这些国家的美元外汇储备购买力。
　　从这个角度上看，亚洲经济体虽然拥有较为充足的外汇储备资产，但本币汇率的升值压力客观上增加了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风险压力。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并不是什么新问题或新现象，而是亚洲国家过去危机的一种翻版。能源等国际要素价格持续飙升，亚洲经济体本币升值风险短期压力将较大，而中期将面临越来越明显的贬值压力；同时，要素价格走高抬高的制造成本将使得要素资源普遍缺乏的亚洲经济体面临着经济衰退的风险。
　　近年来亚洲乃至全球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全球经济长期失衡的基础之上，而这次引发全球经济滞胀风险的导火索为需求端。从全球经济生态链的角度看全球经济的滞胀风险首先表现在需求端的美欧国家，经济滞胀风险从美欧等发达市场传导至亚洲制造端国家存在明显的时滞。一般在正常情况下这一传导时滞为３～９个月。本次向亚洲经济体的传导从时间上看似乎有些偏离。导致这一传导偏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欧为防止金融危机扩展所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打乱了市场正常的传导条件。遗憾的是，包括一些经济界人士把这种传导的时滞错判为亚洲经济体与美欧经济的脱钩。更令人担忧的是，虽然经济滞胀风险传导至亚洲经济体中间间隔了较长一段时间，但从危机的破坏程度看，亚洲经济体对经济滞胀的承载能力要显著低于美欧国家。
　　总之，对于亚洲经济体的宏观调控部门来讲，需要有效利用好经济滞胀传导的这段时滞。做好应对经济滞胀风险的思想和政策准备。毕竟，一旦经济滞胀传导至亚洲经济体，其破坏力不可小视。同时，亚洲各国需要深入反思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与１９９８年前后发生了明显的改善和变化？这种改善和变化是否可以促使亚洲国家真正抵御风险、化解风险。从而进一步思考亚洲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如何增强亚洲经济体的整体抗风险能力和水平，如何开发亚洲这个待开发的市场，避免简单地切入或融入以美欧为主的全球经济生态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