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阻力何在
    2008-07-11    作者:章玉贵    来源:证券时报

  国家主席胡锦涛日前在出席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时,提出建设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呼吁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增强国际金融体系的有效性,并敦促主要由西方大国控制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在促进各国发展与全球金融稳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这也是发展中国家针对现存国际金融秩序的问题而提出的系统改革主张。

  全球金融风险与美元支付体系密切相关

  应当说,布雷顿森林体系在重建战后国际金融秩序、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机制设计的不完善使得该体系在发生数次美元危机后,于1973年彻底崩溃。而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作为美国掌控国际金融话语权的符号———美元,在国际货币格局中维持了多年的垄断地位之后,而今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
  不过,尽管由于力量使用过度使得美国在独掌世界金融秩序多年之后,不得不将一小部分权力让给他国,尽管随着欧元的崛起,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实力窜升以及因之而生的话语诉求,国际金融格局似乎正在酝酿新一轮的洗牌。但在当前的国际金融生态下,其他国家要想撼动美国对国际金融话语权的垄断地位依然十分困难。不仅如此,由于短期内美元危机的爆发缺少时间和制度性底蕴,因此没有哪个国家敢于轻易抛弃美元。全世界某种程度上似乎又回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美元本位框架下,各国货币跟美元挂钩,通过美元间接跟黄金挂钩,美联储实际上在承担世界中央银行的作用。甚至,美元的背后可以没有黄金的支持,美国政府债券的背后也不需要国内储蓄的支持。于是,在美国的这种“铸币税特权”架构内,近年来美国的经济策略相对其它国家来说几乎都是最优的。而美国之外的其他各国却必须承担美元币值变动的成本。某种程度上,亚洲金融危机、次贷危机以及现在石油价格高涨都和现存的美元支付体系密切相关。
  例如,次贷危机爆发后,美联储为了防止经济衰退,挽救陷入危机的美国金融体系,采取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注入了大量流动资金。现在看来,美国有意为之的美元贬值是其为了对外辐射周期性风险、在全球范围内分摊次贷成本的重要方式。而近来石油大涨也是以美元为中心的支付体系的风险性的一种表达。石油价格是由美元标价的,美元的贬值自然造成石油价格上涨。因此,海湾六国最近提出要创造一个新的货币工具,比如说石油货币来遏制不合理的石油涨价,以制止金融机构的炒作行为。所有这些,说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难以适应世界经济的变化与各国经济发展的要求。

  “富人俱乐部”不肯轻易让渡金融话语权

  尽管中国已经指出了改革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方向,如,世界银行应在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做出更大努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加大对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短期资本流动和金融创新风险的监督和预警,在维护国际金融稳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至于改革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从国际金融体系运行机制入手,如重新界定国际金融机构的职能,或建立新的国际金融机构,即重新构造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二是从务实的角度入手,对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小修小改,并对金融危机的个案实行有区别的处理。但就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来看,改革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说易行难。
  首先,参与主体多元化国际金融体系短期内难以建立。表面看来,欧元实力已今非昔比,其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已从1999年刚诞生时的18.1%上升到目前的接近30%。但是众所周知,“强势欧元”实际上并非反映欧元区经济基本面状况。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在全球每天价值3万多亿美元的货币交易中,有86%涉及美元,虽然这一比例较2001年的90%有所下降,但目前尚无别的货币能够替代,足见美元的统领地位依然相当牢固。另一方面,美国超强的军事实力又使那些意欲挑战美元体系地位的国家退避三舍。
  而就各国之间的利益博弈来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国际金融秩序改革的侧重各有不同。由于份额和投票权的分配是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机制的基础,其设计一直都遵循着基于经济规模的分配原则。这就使主要发达国家在决策机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有效多数的规定又赋予了少数发达国家以否决权。
  因此,发展中国家多年以来要求改革两机构的治理框架,包括要求重新审核基金份额、扩大基础投票权、增加发展中国家投票权比重和话语权、废止少数发达国家事实上的否定权等。发展中国家呼吁在设计份额和投票权及其分配的过程中,除了反映已有经济规模的总量指标,还应前瞻性地考虑能反映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的指标,从而保证制度设计的前瞻性和动态的公正性,体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及相应的话语权,以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发达国家尽管也要求进行改革,但它们是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受益者,并不真正下决心对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更不愿放弃在投票权等问题上的既得利益。它们对全球主要金融危机的反思,主要目的是要加强国际金融的稳定,以保护本国的利益不受损害。只有当发展中国家的实力成长足以改变世界经济力量的对比时,重建有利于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国际金融秩序才有现实可能性。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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