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于6月17日至18日在美国马里兰州首府安纳波利斯举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分别作为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的特别代表，共同主持这次对话。

    有意思的是，经数轮谈判，京沪两地赴美旅游首发团也于17日成行，开始了为期10天的美国游。美国商务部和美国旅游界将举行盛大的欢迎活动，美商务部长古铁雷斯也将亲自接待部分首发团成员。据说，首发旅游团还将参加本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大部分活动。开放赴美旅游本来就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成果之一。中美民间交流的不断增加，有助于民间增进了解，缓解民意中的对立情绪，这对两国政府能够理性对话、决策，是有积极意义的。
    这次中美双方都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代表团，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渐入佳境，不过中美之间的博弈也在继续着。汇率和金融改革、人力资本开发、促进双边投资、市场开放以及能源和环保合作，是这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重要议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首次出现在对话桌前，手中不乏筹码；而美国财长鲍尔森已行将卸任，故其言也善。
    尽管以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查尔斯·兰格为代表的部分民主党议员要求白宫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WTO等多边渠道，解决中国的“人民币汇率低估”问题，但鲍尔森表示，中国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对美元累计升值已经超过20%，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进步。尽管鲍尔森对中美巨额贸易顺差颇有微词，但他显然已经意识到人民币累计升值已经使得中国对美出口增速放缓，而由于“次贷危机”的影响导致美国经济不景气，进而使得美元走低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美国经济自身的问题，使得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鲍尔森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底气不足。
    当然，身在一线又多次访问中国的鲍尔森显然比兰格更了解形势变化。既然在人民币问题上无法有实质性突破，不如转向其他领域。这也反映在此轮对话的议题之中。中国能源消耗的激增以及中国在开放金融领域步履迟缓，成了鲍尔森的新诉求。
    就目前国际经济形势而言，以美元计价的能源成本的涨价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要大于中国出口商品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中国轻工业品在海外所占的市场份额固然重要，但中国政府也不能对要为汽油、矿产、食物支付更高价格的实际情况置之不理。因此对中国的进口企业而言，人民币升值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对于中石化、中石油和中海油这样的企业来说，更是如此。这些企业会要求人民币升值，而鲍尔森也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曲线达到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目的。双方就双边投资协议展开谈判，就是明证。
    鲍尔森对中国的另外一个筹码是中国金融开放步履迟缓，但这恐怕并非现实。中国在经常项目上已经全部开放，在资本项目上也有近60%已经完全开放，约30%属于受限开放，未开放的领域约10%。以这种力度来衡量，中国的金融开放步伐甚大，已经远远超过一般的预期。一边对话还在进行，一边中国证监会在6月15日批准瑞信证券与方正证券共同出资设立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16日又核准另一合资公司华欧国际证券有限公司可以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及中国长三角地区A股经纪业务资格。这显示了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金融的姿态。但对于鲍尔森的热辣期望而言，显然是杯水车薪。
    毫无疑问，美国肯定希望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但显然中国方面也有自己的考虑，关注更多的是美元疲软以及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等。王岐山此前就曾表示，必须把维护金融安全稳定放在首要位置。金融开放与金融风险几乎是如影随形的，理由并不复杂：开放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但也带来更多的风险。
    不可否认，热钱会给一国的金融安全带来巨大挑战，但值得指出的是，金融风险与经济内部的关联要远远大于外部，这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和近期越南的危机带给全球的启示。信贷扩张引起的货币泛滥进而推高通货膨胀，或许才是中国金融的最大风险，就像美国的“次贷危机”一样，这是自身的问题。在审视金融安全时，中国的视角不应该局限于热钱的危害，更要注重练好自身的内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