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金融城作为英国的经济活动中心，同时是英国的政治活动中心和超越纽约华尔街的全球第一大国际金融中心。它从1750年时的政治中心开始演化，两百多年以后逐渐成为一个金融贸易中心。从历史反省未来，其发展一方面来自历史的选择与推动，另一方面审视其构建与发展的要素可以发现，金融监管与金融开放的协同带来了今天伦敦金融城的成就。
　　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提出金融大改革即所谓“大爆炸”，允许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拥有位于伦敦金融城的银行、经纪商和证券公司，推动了伦敦确立其目前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进程。自上而下看，这来源于政策扶植；由下往上推导，这亦是市场的选择。
　　所谓政策扶植，一方面指的是靠政策力量集中投入，动用所有政策和资源给予金融中心支持，而不是分散选点、无谓耗费；另一方面则指的是通过对金融中心与资本市场的规制，配置所在国与所在区域的资源分配。所谓市场选择，则指的是在资本市场配置资源、风险和财富成长的过程中，形成的地域格局与配置倾向。它一方面来自于开放的态度与立场，以吸引足够的资源与财富的流入；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完备的要素形成与良好的基础建设，以保证资本、风险与财富流向的畅通。
　　换而言之，对于金融中心城市的打造与推动而言，政策扶植与市场选择的落脚点，须立足于监管与开放的协同。也即于行政力量与市场原教旨、财富分配与财富成长、效率诉求与公平要求之间寻求平衡，从而一方面可以通过对金融中心城市的法治建设与金融游戏规则的设定来调控财富与风险的分配，另一方面开放的金融中心亦足以反作用于行政与管制，拓展资源财富高效流通的渠道。
　　反观国内，北京市作为国内传统的政治中心，集监管部门、金融机构总部和大型国有企业总部于一身，毫无疑议地存在监管优势与市场选择的优势，其一再受到指摘的不过是其开放程度的问题。
　　首先，开放程度并不是一个地理的问题，尤其在电子信息网络如此发达的时代，所以开放的地理性问题或曰技术性问题对北京而言，并不是问题。其次，开放程度的问题主要是一种开放的态度与胸怀，北京市本身庞大的金融机构总部与国有企业本身的公司治理规范化、发展国际化以及扩张的资本化需求与渴望，本身就是比任何泛泛地谈开放态度与胸怀重要得多的市场容量与开放胸怀。再次，开放程度的问题除了本地对于外来涌入资源的开放性态度以外，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外来资源对于该地的制度成本与风险的判断与选择。北京市作为政治中心在监管上具有天然的弹性与韧性，在与市场参与者的沟通反馈上无疑得天独厚，这无疑有助于降低该地的制度成本与制度风险。因此，就监管与开放的协同而言，北京的开放程度非但不是问题，反而由于其监管的弹性、国际化的需求带来了其潜在的高度开放市场。
　　每当我们开始眺望与选择，从历史反思未来，从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地思量，以判断更好的路径从来都是我们的不二选择。从伦敦金融城的发展，我们可以梳理出其成功的要素，那就是监管与开放的协同；而从我们自身的发展阶段与布局结构来看，我们同样可以梳理出监管与开放协同的路径，那么将北京建设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城市，无论对于中国而言还是对于资本市场而言，即使不是唯一的选择，也无疑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