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敛财6800万一案，再次向官员约束机制发出了严峻的拷问。此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透露，全国五年来共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有18万件，涉及21万人，其中厅局级干部930人，省部级以上干部35人。这些，都还只是被发现和只涉及经济犯罪的，大量未被发现和涉及各个领域犯罪的官员，并没有被列入这些数字里。
产生这些腐败的原因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权力过大。改革这么多年，官员的权限不仅没有减少，相反似乎还有增加和扩大之嫌。资源开发权、土地出让权、垄断行业定价权、城市发展规划权、多种项目审批权、多种市场准入权，现在都掌握在政府官员的手里。这样的权力“覆盖面”，在让政府活得很累的同时，也让官员们获得了更多的寻租机会。
权力过大，就容易产生特权崇拜，促使私欲膨胀，产生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使自律者成为另类和稀罕物；权力过大，就容易干扰市场秩序，加大市场发育的难度，削弱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功能，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健康运行；权力过大，就容易使政府掌控过多的资源，挤压市场对民生的关注和救赎本能，自身也会因效率低下、腐败缠身而受人诟病；权力过大，就容易干扰法律的独立性，侵害立法和执法机构的行为准则，加大市场的不确定性和社会的不稳定性，使官员滑向乖戾狂妄、胆大包天的不归路。
所以，改革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最大程度地扩大市场自主发展的比例，最大程度地缩小行政干预和审批的范围。在对官员的约束上，人管人、干部管干部的机制，必须尽快让位于一套严格的官员准入、监督和退出制度。即通过彻底的政务公开、人事公开和财务公开，通过加强人大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通过完善各种清除、惩戒和刑罚措施，把政府官员彻底变成“玻璃缸里的金鱼”。只有这样，我们的官员才会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我们的政府才能真正成为一种法治条件下的服务型的政府。
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了今年清明节里，无数市民纷纷祭扫海瑞和包拯一事。百姓所敬者，无非是先贤的洁身自重、明辨是非、解民倒悬；百姓所求者，无非是清明节里的另一种“清明”——官员能够清廉自律、公私分明、为民谋利。
在官场复杂的历史中，这类先贤能够垂范至今，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自身的道德觉醒和精神高度。我们今天整饬官场，如果仍然把希望寄托在这种个性的“修炼”上是非常不靠谱的，因为个体间的差异，无法形成一种明亮的官场。所以，要让官员真正做到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还是要靠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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