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日前通过《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并同意将后者提交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审议。这表明，在十七大就“大部制”改革达成方向共识的基础上，此项改革的具体实施再获认可。

　　全会公报提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要“在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等方面迈出重要步伐”。无疑，“大部制”改革将成为加快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契机。

　　审视中国传统与现实后应当承认：一段时期以来，遏制行政权力过于集中强大，一直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成因。与之相伴的僵化繁冗的体制之弊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对象，绝大部分深积和附着于行政机构。此消才能彼长，没有行政权力的谦抑，就难有司法权、公民权和市民社会的营养发育。因此，谈政治体制改革，必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开始。
　　事实上，二中全会公报已经蕴藏着“三段论”的行动逻辑：在坚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的前提下，切实保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第一层次上，“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第二层次上，“大部门体制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步骤”，推导而出的结论有理由使人们相信，在执政党的行动路线图上，“大部制”改革是其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路标或者至少是一个环节。
　　“大部制”改革的成败，系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大部制”改革难点有四：部门整合、机制磨合、人员分流、运行监督。其中，部门整合引起的权力“洗牌”，格局重塑，需要政治体制改革来文明政风，涤荡“官场潜规则”。机制磨合中，突出的矛盾将是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大部制”的前提是“小政府、大社会”，这有赖于宽松的政治生态来培育市场、发育社会组织。人员分流本来不是难题，但如果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能者上、庸者下”的正义规则可能在实际中沦为“劣币驱逐良币”的暗流；而如果创业环境多艰，也会让那些无力做好公仆、有心“下海经商”的现任公务员们，心生畏惧而不愿离开。
　　运行监督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此前“各部林立”时，行政权力已经过强，而权力分散和利益分割造成的“板结”状态，客观上发挥了互相制衡的作用。“大部制”的到来，部门合并造成的“强强联合”，是否会在权力高地上再堆起一个更高更强大的“超级行政部门”？对此，有人担心，届时“关键大部”很强很庞大，一旦管治不善，不仅一如现在个别部门般对下漠视民意，甚至对上也会自视“坐大”。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使“大部”强而不骄恃、宽而不包揽、合而有制衡，把“大部门”的“喜婴”顺利地捧现给国人，并照看其健康成长、为民效力，必须以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关推进，作为助产士和监护人。
　　30年改革至今，如二中全会公报所言，“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相比，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新要求相比，我国政治体制还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事实上，作为推行“大部制”改革原因的某些现有问题，不仅是行政之弊，更是权力之弊，不过它集中体现于行政领域而已。“大部制”改革不是全部。我们的手放在构建“大部制”改革上，我们的脚要随着政治体制改革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