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仍然有理由维持一个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且只要政策得当，完全有可能实现无严重通胀的经济增长。那么，就应借鉴国际经验、并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政策组合来达到稳定经济的调控目标。
    一段时间以来，在财经类的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文章几乎清一色地呼吁或者主张应当加快人民币升值的步伐来遏制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那么这样的调整思路及其政策建议是否可行呢？为此，我们必须首先来澄清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再来讨论具体的政策问题或许更加有助于问题的有效解决。
    从理论上来讲，广义的货币政策在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时通常并不是那么有效，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不管使用利率作为政策调整的杠杆，还是使用汇率作为政策调整的杠杆，都会因为存在外部效应而导致政策的有效性被外来的冲击所抵消，这在金融一体化、资本可以跨境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会变得更为突出。
    因为金融开放，当一个国家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或者已经发生的通货膨胀而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那么伴随着国内利率的上升，从而导致国内利率与国际利率的息差扩大时，尽管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是央行的基础货币供给却会因为境外套利资金的流入而趋于增加，从而抵消了商业银行信贷紧缩的效应。
    假如宏观管理当局不是选择利率政策，而是选择汇率政策来对国内不断增长的通胀趋势加以遏制，那么其结果也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从外汇的利率平价来分析，本币升值必定会导致本币的利率上涨，以至在汇率与利率双双上涨的情况下，反而会诱致更多的境外资本流入套利，从而导致更多的基础货币供给。
    如果再进一步对中国的实际加以分析，那么我们就可以观察到以下这些事实：第一，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压力是结构性的，其中食品价格上涨在整个物价上涨中占了很大的权重；第二，目前的通货膨胀压力还带有非常明显的成本推动的性质，比如新的劳动法规的推出、工资的上涨、以及地价和石油等矿产资源价格的上涨等，都导致了全社会物价指数的上涨压力；第三，当由于贸易顺差和大量境外投机资本大量流入而造成的流动性过剩不能被金融市场所吸收时，也给已经趋于上扬的物价带来了更大的上涨压力。
    很显然，由以上这些原因所推动的物价上涨或通货膨胀压力并非源于社会总需求的膨胀，而是根源于结构失衡与成本推动，这里所说的结构失衡，既包括内部经济的结构失衡，也包括中国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结构失衡。前者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农民务工收入与务农（包括从事副业生产）收入的结构性失衡，后者主要是指内部经济存在失业、外部经济存在国际收支入超并存的结构性失衡。
    事实可以证明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压力是结构性的、而非是需求拉动型的。2003年中国财政收入首度突破2万亿元，2005年突破3万亿元，2006年接近4万亿元，2007年将突破5万亿元大关，预计要比2006年增长33.5%；从2003年至2007年3月末，各级财政存款由5126.9亿元增加到14004.8亿元，增长了173.6%，企业存款增长了59.5%，而同期居民存款只增长了66.4%，其增长幅度略高于企业存款的增长幅度，但却要大大低于政府存款增加的幅度；再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结构来看，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由2000年的13.5%上升到2006年的18.8%，而城乡居民收入比重则从76.5%下降到71.3%；截至今日，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甚至都没有超过50%。所有这些数据告诉我们，当前的通货膨胀压力是不能用需求拉动来加以解释的。既然如此，试图用汇率升值的政策措施来遏制当前的通货膨胀压力就会是徒劳的，因为本币升值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减少出口、增加进口，以达到出清过剩需求之目的，但是，当中国的现实状况是供给过剩、供给成本快速上涨，从而需要依靠国际市场来平衡过剩供给的时候，采取本币升值的做法岂不是南辕北辙、把调整的方向做反了呢？
    如果以上的分析和结论是可以成立的，那么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遏制当前的通货膨胀压力呢？从学理上讲，假如存在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那么应当是采取那些旨在紧缩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为好；但是，当我们面临的是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压力时，改善供给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相关的政策组合可能更为有效。
    由于今天的中国还存在为数不少的失业，所以很难说中国今天的实际产出已经超过了潜在的产出，特别是自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国策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诸多瓶颈是可以通过进出口贸易来加以平衡的。基于这样的判断，中国仍然有理由维持一个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且只要政策得当，完全有可能实现无严重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那么什么样的政策才是得当的呢？借鉴国际经验、并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政策组合来达到稳定经济的调控目标：第一，是要尽可能地通过增加劳动供给来降低劳动成本，为此就要继续适时地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以便鼓励人们在就业与闲暇之间做出有利于增加就业的理性选择，此外还需要积极地鼓励民工进城来增加城市工业发展的劳动可得性；第二，千万不要让工资跟着物价走，这样不仅不能遏制住通货膨胀压力，反而可能因为工资指数化而造成经济滞胀；第三，无论如何必须坚持这样的原则，只要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不能提高劳动工资，为此，政府就不要直接参与工资的决定，而是应当通过发展职业和技术教育来提高国民的劳动生产率，以保证有效率支持的工资增长；第四，需要采取切实而又有效的措施来控制土地价格的过快上涨，借以降低劳务与商务成本，为此需要改革地方政府的财政结构，变地方政府以土地收益为主的财政结构为依靠税收征收与发行地方市政建设债为主的财政结构；第五，加快结构调整的速度，降低对于高价能源的依赖，为此就需要放松对于能源价格的管制，与此同时对任何愿意采用新型低价能源和节能技术的企业给予必要的补贴。
    采取以上这样的政策组合，不仅能够遏制目前由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压力，而且还可以让更多的劳动就业，进而创造更多的内需来平衡困扰中国已久的内外经济失衡。总之，能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劳动生产率可持续增长的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