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保持高增长的良好态势，但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也十分突出。而且，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对中长期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已形成了很大压力。
　　本轮经济高增长的结构失衡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部失衡，主要是投资增长长期偏快、消费增长相对偏慢，经济增长过度地依赖于投资。2002年至2006年，我国全社会投资年均增长率26.1%，而同期最终消费年增长率仅11.4%(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率为12.2%)，前者比后者快1倍。
　　在封闭的经济系统中，持续的投资过度必然反映为明显的产品过剩，最终导致很多生产能力闲置，并进而引起投资增长明显减速，即投资作为当期需求及下一期供给的增长必须与最终需求的增长相一致。
　　在开放的经济体系中，过度的投资以及由此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在国内消费相对不足及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出口来消化，并形成另一种失衡问题——贸易顺差增长过快、顺差规模过大。即我国经济运行的第二个失衡问题是国际收支出现明显的不平衡问题。
　　很显然，我国2002年至2004年的投资高增长所形成的产能集中在2005年和2006年释放，本该形成生产过剩的压力却在出口消化的作用下得到了缓解，这样过度的投资增长和偏低的消费增长失衡问题为另一个不平衡所平衡。这就是国内供给增长(投资增长)明显快于消费增长的形势下仍能保持快速稳定增长的根本原因。
　　我国的贸易顺差形成及增长，大致经历着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般贸易主导阶段(1990年至1997年)。贸易顺差呈两个特点，一是规模较小，二是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在贸易份额上相对较小，对贸易顺差的贡献也较小。第二个阶段是加工贸易主导阶段(1998年至2004年)。贸易顺差的特点是贸易顺差的规模温和扩大，且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在大部分年份中一般贸易为逆差。第三个阶段是加工贸易(2005年至现在)。其特点是加工贸易仍主导贸易顺差规模，但加工贸易增长平稳，而一般贸易的顺差迅猛扩大。
　　我们认为，在我国出口竞争力逐步增强、工业化由中期向后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适度的贸易顺差(贸易收支不平衡进而造成一定的国际收支不平衡)是合理的。但近期有两个因素导致我国贸易顺差过大、国际收支出现明显的失衡问题。一是长期采取的偏高的出口退税率及对外商采取过多的优惠政策，对出口增长形成了过强的刺激。二是国内投资长期过度增长(远大于国内需求增长水平)在资源、要素价格长期被压低(成本低，利润高)及国际经济形势较好的情况下，转化为出口增长，导致出口增长过快、贸易顺差过大。
　　前一个因素是明显的，第二个因素却被许多人忽视。在我们看来，2005年以来，后一个因素对出口增长过快的影响更大。2005年之前我国贸易顺差增长较慢，而2005年后顺差猛烈增长，这与这个时间产能集中释放完全吻合。
　　以钢铁为例，2005年10月之前均为净进口，到10月后转为净出口，2006年钢材净出口量为2450万吨，2007年上半年钢材净出口量就达2510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倍以上。1月至11月累计钢材净出口量为4212万吨，全年接近5000万吨，比上年增长了近1倍。形成的贸易顺差额为215.4亿美元。汽车及其他一些重化行业也存在这一类似问题。在相当程度上这些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主要不是出口拉动的，而是投资推动的，即过剩的钢铁、汽车等产能释放通过出口来消化，结果不仅使出口增长过快、形成顺差过多，而且导致我国能耗增长过快、资源环境可持续增长的压力放大。
　　近几年我国贸易顺差增长速度在20%至30%是合理的，但自2005年以来贸易顺差的增长速度均达50%以上(2005年增长217.5%，2006年增长74.2%，2007年1月至11月增长52.6%)。这高出的部分可认定为过度出口导致的顺差过快增长。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投资过度(当然出口退税率过高、对引资的过度优惠政策也是重要原因)。
　　我们还可以通过比较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出口增长的差距来大致确定这种“过度增加”的量。
　　1998年至2004年，一般贸易出口增长与加工贸易增长完全同步，形成的顺差也较为稳定。2005年后两者增长率差距突然扩大，即加工贸易增长率逐步放慢，而一般贸易增长率继续保持偏高增长态势。2006年以来两者增长率缺口一直持续着，在进口增长稳定的情况下，缺口大小就是所谓的贸易顺差过多，同时也反映了投资过度。2005年一般贸易增幅与加工贸易增幅的差距为前者高于后者2.3个百分点，由于同期一般贸易进口和加工贸易进口增幅与上年相比均出现大幅回落，导致顺差增长迅猛增长，达到217.5%。2006年一般贸易出口增幅比加工贸易出口增幅快9.6个百分点(高近1/3)，2007年1月至11月前者仍高于后者9.7个百分点。即一般贸易出口增长持续偏快是造成近几年来的贸易顺差过大的主要原因，这又是由于前期投资持续过度所引起的。
　　因此，我们认为，要抑制贸易顺差过大问题，一方面要调整过于刺激的出口政策，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是要抑制投资过度增长问题，而投资的过度增长主要又是由于住宅长期过度繁荣所引起的。因此，重点是促进房地产增长调整。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经济运行与发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