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与经济下行风险的双重痛苦，我们一箭双雕地尝到了。
　　中国国家统计局2月19日发布的1月份CPI统计数据，恰如高盛所料，达到了7.1%。受春节和雪灾等因素影响，今年1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7.1%，是自1996年12月中国CPI上涨7%以来的月度历史新高。如果说CPI的高企是食品惹的祸，那么，此前一天公布的1月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了6.1%，创下三年来新高，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则上涨8.9%，从另外一个角度折射出工业生产成本压力越来越大。
　　目前的一切都是通胀期的典型症状，相对充分的就业率，城乡居民的收入的节节高涨，最低工资线提高，银行不可扼制的贷款冲动--但典型症状并不代表一切。与此相反的论据是，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引擎受到次贷危机的沉重考验，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长三角与珠三角等地，制造企业出现大规模关闭与搬迁，这意味着失业率的攀升与劳动力价格的下降，是经济衰退的导火索。
　　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以减税与结构调整而不是以紧缩货币应对通胀风险。
　　笔者反对以目前的紧缩货币政策抑制通胀。面对通胀，最简单的做法是调整货币政策，比如加息或者抑制信贷规模以减少经济潜在产出水平，以美国为主的国家无不照方抓药。
　　让我们来看看1969至1974年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赫伯特·斯坦是怎么说的，“利用货币供应解决萧条问题的办法，只有在一个方方面面互相渗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经济体制中才能生效”。实际上，不仅解决萧条，从斯坦的书中可见，解决经济过热同样如此。为什么美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并不动用利率等手段调控经济周期，就是因为当时的美国经济对利率政策并不敏感，美国还没有进入彻底的资本时代。
　　已经成为货币政策象征人物的格林斯潘不止一次暗示，货币政策只能影响于人的心理，与其说格林斯潘是一个金融学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个投资心理学家来得更加贴切。实际上，1934年罗斯福新政以后实行扩张政策，情况稍有好转，到1937年又陷入更严重的萧条，最后靠第二次世界大战解决了经济问题。
　　我国的两次经济紧缩，从1996年到1999年的确与银行信贷下降密切相关，而2001、2002年在贷款与投资都没有下降的情况下，却令人惊奇地发生了物价总水平的下降，樊纲先生认为，后者是体制改革与成本下降赠予我国的经济红利。货币政策不是主要影响因素，专项在中国的资金流动与国际市场越来越密切的情况下，关起门来进行自说自话的信贷紧缩，不过是将资金从实体经济驱赶到投资市场的同义词：一方面为渊驱鱼，另一方面有意识地抑制资产价格，显然政策处于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状态。
　　所谓通货膨胀，简单地说，就是财富的增加速度慢于货币的增加速度。制服通胀是一场赛跑游戏，解决的办法除了降低货币的增速之外，就是提高财富的增速，使之高于货币增速。而这就需要对制度性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使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高效的、能创造更多财富的企业。
　　难道我们真的天真到相信只要开关信贷与利率阀门就能熨平经济周期？美国高科技网络泡沫破灭之后，美国经济仍然没有伤筯动骨，原因不在于什么减息政策，而是信息技术商业应用提高了美国30%以上的生产效率，产生了源源不断的财富所致。而此次次贷危机则是资金被错误的评级误导、错误地配置到损害财富的行业所致。减息是为了挽救美国金融机构，为了将成本转嫁到美元持有者身上。那么，中国央行的加息又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将损失转嫁到中国企业头上？
　　为了抑制通胀，我们需要的是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创造出机制，让市场越来越多地对资源配置发言，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让越来越多的政策选择充当市场的代言。
　　与之相配套的措施包括调节税收结构：一是减税减少交易成本，提高财富的创造效率；二是调整税收结构，使税收从交易环节的雁过拔毛转向鼓励高效地创造财富的企业和地区，向二次分配的公平转向。
　　面对通胀与经济下行的双重风险，除了放松管制，减少财富生成的成本，难道还有更好的治本之术吗？